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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叙事
文/铁皮鼓
在绵阳，听到了太多凄惨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如花的孩子们的故事。汶川地震，震裂了我们民族的一条血管，血管里流失的，都是最新鲜的血液。
对于天灾，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承受并敬畏大地。但是每一次的天灾所伴随的人祸，却让人“到底意难平”！数千所校舍瞬间垮塌，这哪里是天灾可以遮掩的？这里面存在着种种问题，腐败、管理混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这些都需要更为细致的调查与追究。每一次灾难的正面效应，就在于这种调查追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而不是救灾工作的“伟大胜利”。
面对灾难，我们不能只有一种语法，一种叙事，在这种语法中，灾难没有居于前台，而是作为虚构出来的“英勇的战士”、“英雄的教师”、“英明的政府”、“万众一心的人民”的陪衬出来的。对灾难的重新叙述，只是为了表现被抽象架空的“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在这种语法叙事中，灾难本来带来的悲伤、愤怒，特别是反思，便被暗暗地消解掉了。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过滤，过滤掉灾难本身的复杂性，将其变得单纯而明朗，只留下黑白两色，让人们失去了对灾难更真切的感受，使灾难本身成为抽象的灾难。灾难一次次地重演，英雄便一次次地涌现，成为一个民族“伟大”“团结”的证明。
哀悼日也好，总理站在废墟上也好，只是掠过灾难的一丝希望，旋即被吞没。于是，对媒体的控制又重新加强，而控制媒体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媒体干扰英雄叙事，防止媒体妨碍政府对灾难的重新书写――正在发生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被篡改的。
与英雄叙事相比，我们更需要人的叙事，需要用人的语法来说话。什么叫人的语法人的叙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组组抽象的数字，它不是或者不仅仅是镜头前的“感谢政府，感谢子弟兵”，它更不是抗灾晚会上的载歌载舞。
它是孩子们的鲜血，血肉模糊的尸体，恐惧的眼神，无休无止的梦魇；它是家长们的哭干眼泪后空洞的眼神，是浸透每一个细胞的哀伤，是一次次的上访，是永恒的愤怒；它是灾民们的流离失所，是帐篷里难熬的漫漫长夜，是每一次余震的惊惶失措，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与无助。
它既是数百亿捐款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民族瞬间爆发出来的伟大力量，是天安门广场那一声“中国挺住”，也是数千间垮塌的校舍，是在捐款中沉默的中国房地产商；它即是政府在地震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效率与开放，是哀悼日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尊重，也是随即而来的媒体控制，是官僚惯性所体现出来的冷漠与遮掩。它即是谭千秋等一群老师以身掩护学生的灵魂雕塑，是整个教师群体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人性，也是范美忠等在千钧一发之际的飞身逃跑，是逃跑之后一个群体为自己所作的令人深思的辩护。
灾难是活生生的，有无数毛细血管通向社会这个肌体的方方面面。它拷问政府，拷问红十字会，也拷问民间机构，拷问志愿者；它拷问那些黑心的建筑商，也拷问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它拷问我们整个社会的救援机制，也拷问国民特别是学生的自救能力；它拷问媒体，也拷问那些公众人物……它拷问你，拷问我，拷问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人的语法，人的叙事必然意味着，站在前台的不是英雄，更不是政府，而是灾难本身，是灾难中死去的数万人民。并且，不是抽象的数字，是数万个有名有姓，有经历有故事，在五一二之前还或高兴或沉默或忧伤的行走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是一个加另一个，再加另一个！而面对灾难，我们要怀着敬畏、怀着悲伤甚至怀着愤怒呈现它，呈现无数无辜的瞬间遇难的生命。我们不但要呈现，我们还要发愿，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减轻人间的苦痛。
假如我们是政府官员，我们要守住自己人性的底线，不要漠视逝者的尸体以及活着的哀伤，哪怕要付出一点代价？假如我们是记者，我们能不能守住自己人性的底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客观地将灾难（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展示给人民？假如我们是建筑商，我们必须追问，自己造的房子究竟有没有达到质量要求？那些钞票是被鲜血漂起来的？假如我们只是没有多少力量的普通人，我们也要问自己，我能不能为灾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捐款？假如我们自己也生活困难，我们能不能在哀悼日里收起笑容，能不能花几分钟时间为他们祈祷默哀？
……
只有人的叙事，才能够唤起人的情感，只有人的叙事，才能够推动整个体制进一步人性化，推动整个社会围绕灾难进行一系列的全方位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仅是政府的，也是民间的。至少这一次，我希望有更多的律师，为那些孤苦无告的家长们提供法律援助，将黑心的建筑商和腐败的官吏送上法庭。我希望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深入灾区，将阳光送到政府没有照耀到的地方。我希望有更多的教育机构以及普通教师，参与到灾区的教育重建工作中来。不是以崇高的名义，而是以人的名义，以中国人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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