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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我的大学、“范美忠”及其他
雅嘉拉达
前言：人生总是被梦想和现实裹挟。那梦想高远，具备普世价值时，多少添人几分伟大。那梦想匍匐于地面，只围绕自我旋转，亦并不使人失于卑贱，一切还是那么正当，无非平凡甚而平庸了些。现实的一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时它也温柔，只将好梦来点醒。有时它近于凶恶，直将希望碾碎。现实的蛮横正在于它随心所欲地剥夺人的希望或梦想……
一、啊，人生！不是一，就是“二”！
我一直想作篇文章，叫《我的二流人生》。为什么要作这样一篇文章？因为那是写实，我经历这样的人生。从初三开始我就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展转于一流水平线的下方，有时甚至徘徊在二三流之间。小学上的是村小，初中虽说上了当地镇中，但那是全区最差的初中。当我拿到学校第一时，我仍然落在许多人后面。我当然可以树立更高的目标，但人的眼界有时居然真的无法超越环境的束缚！在当时，我根本看不清更远的路……
或许我应该跨越地域的限制转到更好的学校？然而一个农民家庭不入流的财力是决不可能助我“高飞”的。我必须靠自己改变一切。那就从高中开始吧。
可惜，我并没有考上一中，而是进了二流高中——三中。请允许我来一句抒情吧：啊，人生！不是一，就是“二”！
一切都是二流的，但我始终不承认我的智力也是二流。要改变，机会只剩高考。于是一进高中，我就和命运火拼。高中三年，我是一个多么功利、刻板、无趣、无聊的死读书的傻瓜！我把语文书翻了个烂，却不知道多读几页名著；我把多得数不清的政治概念弄得一清二楚，却对政治的丑恶毫无感知；几册历史书我更是倒背如流，却对历史的真实没有分毫判断……我现在对当时的自己的评价是：连书虫都算不上！读的是什么狗屁书！我的智力大约还行，但我的智慧和眼界绝对是二流的。
带着与命运决战的狂热我参加了高考，结果不是如愿，而是遂了我的文章题目——二流人生！
二、理想，那个比目标更动人的东西，何从谈起！
2001年，我考进了杭州师范学院——一所二流大学。这个判断是我基于“不是一就是二”的理论得出的，其实，杭师院和我家的财力一样根本不入流。这个学校的行业地位（学术水准、知名度等等）不算高，但住宿条件不错——我在寝室里看了四年电视感受了四年杭州的四季如春。这个学校的办学规模不在小，但真正值得去的只有图书馆——我在这里又看书又喝酒又睡觉又……这个学校的管理理念不算新，但至少秉承了当今大学的基本精神——放任自流。这里的许多老师为我所不齿，这里的许多老师令我终生爱戴或敬仰……
如果说我在高中阶段还有什么目标的话，那么一进大学肯定只是只无头苍蝇。理想，那个比目标更动人的东西，何从谈起！但我没有时间为目标的破灭痛心，也没有时间为理想的缺席伤神。高中时，我们是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木乃伊，不见半点风腥。到了大学，又紧又长的裹尸布一下子全然抽去，我们充分暴露在阳光下，空气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什么规矩，压抑的情绪，曾经的价值观世界观统统风化，我们化作分子暂时无忧无虑且没头没脑地徜徉。
这样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一年里，我除了花些时间勤工俭学解决生计问题，就是去图书馆看书。早上7点半左右离开寝室，路过食堂买两个肉包，途中和上完通宵网的室友打个招呼，来到图书馆一楼自修教室，占它两个位置。8点左右，楼上图书室开门，冲进去也占它两个位置，然后就是拿书来读。9点开始或者会有几节课，看看这课好不好听，老师爱不爱点名，不好听的话，不如继续在图书馆蹲点。晚上10点，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这个时期书确实看了一点，但眼界仍然很窄，主要看两类书：一是故事性比较强但绝对“单纯”的的书，看这些书比较好打发时间，比如《龙枪传承》三部曲什么的；一是对我来说内容比较新思想比较新的书，换句话说就是看一些我认为比较“叛逆”的书，比如《1984》、《动物庄园》、《日瓦格医生》、《静静的顿河》、《艺术哲学》、《金瓶梅》、《弗络伊德文集》。那时，我看书，包括看人看事，并没有自己一定的价值判断，许多时候只是追着青春期的尾巴闹腾，一味否定或反叛。看了书，又免不了回过头来审视当下，便总要发现现实的暗黑，于是又是愤激，又是无奈——仿佛沉睡多年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光明本身的黑暗，也看到了光明之外的黑暗。然而那些引人思考但较深奥的书还是静不下心来看。至于接触哈维尔、米奇尼克、阿伦特、苏珊·桑塔格、何清莲、林贤治、傅国涌等，那是受人“毒害”，是后话。
除了看书，这期间我还干过一些颇有意思的蠢事。一是当时极其热衷校园社团活动，以为干这些傻事不但能锻炼能力还可在档案里添上多彩的一笔。实际上我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利好”，倒是早早的看到了大学生活的龌龊面。首先就是大学生参加社团的极端功利性——只为争名图利；其次是社团内部的等级制——部长是官，干事得干到死；还有就是社团之间、内部成员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了经费为了肥缺你争我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便是中国“官本位”文化的延伸和发展，也是滋养腐败的早期温床。有人说中国的许多事情坏在根子上——比如大学，我不觉夸张倒颇有几分赞同。另一件便是“追星”。当然我追的可不是一般的“星”，我当时虽没有自己一定的价值观或曰思想，但行事好歹依循特立独行的猪的风范——我追的是学术明星。杭师院的学术层次不高学术氛围不浓，好不容易托了某教授的个人关系才请到一个两个名家，我怎能放过？一次，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先生来我们人文学院讲学，我一看这老先生八十好几肯定是个宝贝，且是见一面少一面，于是发心绕了大半个杭州买回来一本《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请他老人家签名留念。还有一次，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小如先生来校讲学，因为是晚上我只好拿了一本课本——《古代文学作品选1》请这位同样是见一面少一面的老先生签名留念，还好不容易问了他一个问题——问题早忘了，只记得学术含量极低——脸红得紧。现在翻起这两本始终值得珍贵的书，感念之余，多少觉得自己当年的幼稚了。不过，看看如今一大群人追易中天，追于丹，我大概尚可得意三四分，毕竟我追学术明星追得比人家早比人家先进——不妨一笑。
从真空到自然生态下的存在，变化——会有的……
三、“看破”与“看透”
任何时代，一个有诉求，这诉求能上升到理想高度的人，他往往要做两件事：一是破坏，破坏他所不认同的；一是建设，建设他所追求的。在我看来，建设远比破坏来得艰难。
书看多了，人要起变化。从中小学时的“不问世事”满脑子糨糊，到大学里睁开眼睛看世界，眼界开阔后最先学会的是破坏：否定，批判，讽刺，诅咒，砸烂……
这时期事情很多，我能做的就是“看破”而至“看透”。那是一个班里的女生，没事时老往男生宿舍跑。我当时勤工俭学，是楼里的助理管理员——即看门的。许多次她到我这里登记去找住在一楼的单身汉辅导员Jg某，一去就是大半天，我总感觉不太合适又不好意思履行职责，只好两只眼睛全闭上。后来知道原来该女是入党积极分子，她是跑来向组织汇报思想的。据许多人说，她汇报思想的形式特别，居然汇报到了床上。上床一说多少带了一些人的意淫和恶意，不过该女和辅导员谈起了恋爱倒是真的。再后来女的转为预备党员，于是两人又奇迹般地分手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入党”的，不过主人公换成了男的。Z某，历史系的，长相有些猥琐，走路似乎一跳一跳，但我对他着实佩服，因为据说他每天一早都要跑步，而且一跑就是五千米。这一说法我在校运会上就得到了确证。这小子玩长跑居然能把体育系的专业队员撂下，不简单！我对他佩服之余还多少有些惭愧。你看人家是农民，我也是农民，他不但有农民的朴实还秉承了农民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我是已经退化到了脑袋——只会动动嘴巴夸夸其谈了。这人确实比较朴实，平时话不多，也不太与人接触。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他，他总要朝我微笑点头，有时还加一句“你好”，亲切得很。我那个纳闷——难道他知道我很佩服他？后来同学告诉我，他现在对人文学院每个同学都很客气，他正接受组织的考察群众的监督呢。也好，这样朴实的人不入党谁入党？再后来Z同学自然如愿入了党，不过让人始料未及的是，Z同学从此以后再不对同学微笑示意了，走路时鼻孔总是朝天—— 我猜他该不会是防备小鸟到他头上拉屎吧？后来我还听历史系的同学说Z某做了班里的官做了系里的官，常常对同学大呼小叫了。我想，一个农民怎么敢作威作福呢！
再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留校”的故事。对于师范生（尤其是二流大学的师范生）来说，留在大学总比去中小学出息。要留校除了先入党，镀个学生会主席什么的大约也是有效手段。M，女生男相，平日里不务正业——正业当是上课读书等等，一天到晚守侯于辅导员办公室，端茶递水，说笑逗乐，无所不能。同学之中戏称辅导员Jn某与之乃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绝配。一日，小生亦得见如此尊容。只见食堂楼下，Jn某一手搭在身子微拱的M肘子上，问道“M啊今儿个吃什么？”那M柔声回道“Jn老师，今天我们楼上吃沙锅。”于是莲英快那半个身子将太后迎向二楼美食广场。这慈禧往常多要压迫我等学生中的良民，而M更为我所不齿，我本要去隔壁吃快餐索性避了她们。后来M挤掉竞争对手做了学生会主席，再后来M大约总是留了校，或许现在已然练成了慈禧……
总之，我所得见的丑恶到处都有，推而广之无非是不公、腐败和专制；我所找到的根源久已存在，笼统言之无非是名利权势。我当时觉得要破坏的，就是这些。但破坏并不是个好理想，它难以叫人持久地为之努力，因为它太压抑。鲁迅只是个特例。绝大多数人不能习惯破坏，如没有美的吸引他们就无法走得更远。而我根本不具备伟岸者那种强大精神力量之万一，我只是个平庸的人。所以我必须找寻并架构引导我的那种美。
破坏后又如何（甚至包括怎么破坏）？正是值得我思考且必须去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建设的问题。建设什么？我一直只能很简单地回答。我建设的内容来自于书本来自于我所反对的东西的对立面。虽然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也映入我的眼帘，但因为它们来得苍白所以在我心中也并不清晰和强大。至于如何建设，比如实践的艰难，我当时没能深入想过，我热衷的是达成的必要和达成的美妙。有时，我想我需要更多的经验支撑来丰满我的想法。其实，有人引导对我来说将是件好事。在我的大学生活里也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人。
四、于我来说，“范美忠”只是一个符号，他代表理想主义。
各位看倌，让你们久等的“范美忠”终于快要出现了。其实，于我来说，“范美忠”只是一个符号，他代表理想主义。和许多读过大学的人一样，大学生活就是我重新估定许多事物价值的过程，当一种与先前主流思想灌输所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渐渐形成时，我们又有了新的理想——并愿意为之付出。“范美忠”给予我的正是一个理想者的示范。
当然，帮助我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人并不是范氏。范美忠作为一个人物的出现还是因了一些人的介绍，这些人正是影响我的人。
黄岳杰，一脸胡子，英武非常，气度不凡！热爱戏剧，亦编亦导亦演，毕业时我曾向他索要著作《黄岳杰戏剧作品集》，对其中的《风雨沧浪湖》印象深刻，他在剧中批判了当下许多大学的不良风气，甚至巧妙地讽刺了杭师院校门的铺张。他上课颇有激情，一如他的朗诵，课上他最喜欢讲讲得也最多的词恐怕是——“祛魅”一词（今年7月12日我去杭师院培训他又提起了这个词）。词的大意大约就是以唯物主义以理性为幌子把一些美好的感性的东西祛除扭曲。他告戒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以后作为语文老师千万不要中了“祛魅”的毒，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以一种感性的心灵至上（唯心）的思维或态度去感受生活，比如审美。这一说对我影响不小。进入大学，原先主流思想灌输的价值体系轰然崩塌，它所提供的哲学也必然崩坏，所谓唯物辨证并不是万能的，我对之极度怀疑，但也无从寻找恰切的替代或修补的材料，于是陷入迷茫。而黄老师的说法不啻是一种强烈的提示，我的目光所及不再域于唯物主义的框架。我当时就想，他讲这个 “祛魅”大约也是对唯物主义唯理性主义的“祛魅”。
因为黄岳杰的关系，我还对一些书上禁言，口中慎谈，网上却流传的东西有了一种直观的感知。（他当年是某次X运动的干将，但所谈的也就局限在孤山脚西湖底把那油印机沉的故事。）
大概是大三的时候，黄岳杰老师开设选修课，其中一些课时他专门请当时高中语文教育界的新锐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于是引来郭初阳、蔡朝阳两位（我记得还有省厅的蔡少军，来自官方，印象不深）。
郭大那时已然出名，在杭外教书。我跟他交往较多，跑过几次小和山看他，现在也有联系。这人 “其貌不扬，一年到头都是板寸头；穿着漫不经心，很少穿西服，一般来说是衬衫、牛仔裤或者休闲裤，外加休闲款式的皮鞋”（见《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序一》），很精神，给我一种睿智得近于狡猾的感觉。郭大善于表现而不是简单的健谈，他说话上课逻辑清晰，很有亲和力，也很有说服力。他的语文课构架巧妙且精致，极富冲击力。他当时给我们讲课主要限于专业范围，谈课堂架设，谈教育理念，也谈教育改革。他给我的影响首先是一种对教育的关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意义在哪里？当下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出路何在？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用教育来启蒙的观点。我想再不要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蒙昧十二年到大学时才看懂一点人生和世界。他给我的另一点影响即是他给我以后的教育生涯以一种参照，换句话说，他就是我的偶像，我希望成为像他一样的语文老师。不过山峰太高很难企及，长路慢慢，步步行吧。
蔡朝阳，很腼腆但很有才，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的思想就寓于他的才华背后。他给我们上过一两堂课，他主讲时滔滔不绝并不腼腆，也会一屁股坐到讲台或课桌上，我们提问时他才显得有些扭捏，说话也较先前慢一点。我和他交往不多只发过一两次消息，他应该是不认识我的，他当时讲的课我也几乎忘了，然而我受他的“毒害”较深。他的网名叫阿啃1919，他最著名的博客大约是天涯上的“读书写字”。他玩新浪读书沙龙的时候我对网络还接触不多，后来他似乎主要写天涯上的博客了，且一贯勤奋，几乎天天都有更新。至于内容，包罗万象，以思想评论为主，也兼及生活琐事（比如他儿子蔡从从的成长趣事）。
我便一直读着他的博客，对许多事件的理解我都受他影响，可以说着了他文字的魔。他的文字思想深刻而不难读，始终饱涵着对人的关怀。在他的文字的熏陶下，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令人热血沸腾求而不得的普世价值也为我所热烈追求。这些曾经给我大而无当虚空之感的东西，现在真实了，强大了，我愿意为它付出！我想我终于又有了自己追寻的东西，有了真正的理想。
不知道是从郭初阳还是蔡朝阳的口中第一次听到范美忠这个名字，反正好象像他们两人都提到了，而且说话的口吻似乎都是相同的“我的朋友范美忠怎样怎样”，夸赞之情溢于言表。我是听了他们的介绍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特意去网上查了查，于是最先接触的还是那篇著名的《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和室友看了以后认为作者似乎有些过激和轻狂了，尤其是好象也批评了为我签过名的吴小如先生，因此对他有保留看法。后来在某个网战上查到他的文集，看了些，总感觉他的文字咄咄逼人，有种高高在上训人的味道。按蔡朝阳的说法，就是范美忠有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且往往要将之表现出来。许多人对此无法释怀，我也一样。
然而，北大毕业而主动去中学教书一事，毕竟给我一种震动（我看过他的《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还把帖子转到了北大中文论坛），我想，在这个时代一个人能够不计较或者放弃物质利益而单纯地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是需要极大勇气和毅力的。这大概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内质。郭、蔡二人的夸赞，范氏本人行事的张狂，让我对他的评价陷入两难，但我并不拒绝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我精神上的激励。我愿意将“范美忠”作为一个符号，让它给我一种示范和引领，一如理想引领我们前进。
五、有一天我猛然发现自己又失去了理想，有的只是——欲求。
葛里高利头上的太阳是黑色的，因为阿克西妮亚不在了，而我头上的太阳是金色的，因为理想的光耀从此将指引我！
但这光耀不长。
大三大四时，我大约是个表面平静但内心疯狂的理想主义者。这时期，我愤世嫉俗之余开始编织以后走上社会的改革之梦，还写下了一些文字（比如《教育改革必须以教师为中心》什么的），日子过得亢奋而充实。
不过大学生活马上结束了。找工作一节，让我立刻领会到社会生活的严肃。许多单纯的梦想直接破碎，但我对教育仍有自己的追求。高中教师，工作量比较大，节奏比较紧，周而复始，不太有实质性的变化，学校需要的也只是你的时间而不是你的智慧。前两年我教书之余还写写博客，且每天写教育日志，但总觉得无所作为。
时间最消磨人，慢慢的我开始放低自己的理想了。
第三年带高三，忙乱不堪，加之三年之中看到许多大学时所未闻未见之事，心气也低了下去，许多当初好不容易发见并认定的东西都不珍视了。令我辗转反侧的多是如何赚钱买房买车，如何先混过这届高三等等。
有一天我猛然发现自己又失去了理想，有的只是——欲求。
尾声：“范美忠”一词已经很少想起，因为理想也离我远去。再次记起这个名字是缘于汶川大地震后的范跑跑事件。范氏的文字《那一刻地动山摇》还是一贯的咄咄逼人，有训人的味道——按蔡朝阳的说法就是有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我对此也是一贯的反感，但我并不反对他的想法和做法。其一表达是一个人的自由，范氏的言论并未跨越现有法律的底线（倒是许多批评家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他自然有权利表达。其二我们可以拿道德的标尺对其人其事进行考量，但道德本身不是刚性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感，我们怎么能用道德的尺度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进行全盘否定或肯定？尤其不能以此骂杀或打杀，甚至赶尽杀绝。其三范氏的本意应该不在道德这个话题上，我觉得他更在乎表达的自由，个人权利的彰显以及一种问责一种抗议。又，我个人认为范美忠早前就比较出名，断不会挑起这样一个让人蒙羞的话题炒作自己。而作为一个事件， 它还有一层意义，即引起了争论，这争论还不小。虽然一开始是一边倒的，但有争论就会有收获。因为争论了，所以更多的人会“看到”，有了“看到”就会有“看透”。
范美忠，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的实现他可以选择最沉重的道路。
我对逃跑事件不想多作评论，只想讲我那代表理想的符号。面对现实许多人妥协了，而有的人却继续坚守——范美忠就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嘲笑那些怀揣理想却到处碰壁的人，我们拿自己卑微的欲求去嘲笑他们理想的茫远，我们以自己的随波逐流去嘲笑他们的固执执拗，我们甚至以自己属于多数而去嘲笑他们的特异……
我想到自己，当我将理想放低的同时也便失去了理想。
而我仍希望“范美忠”这个符号出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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