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细雨——焦作市解放区团结街小学五三班（2008年秋冬）

　　林海音简介
林海音，女，原名林含英，原籍台湾省苗栗县，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做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相关作品介绍：

《晓云》
《金鲤鱼的百裥裙》
《英子的乡恋》
《生命的风铃》
《城南旧影》
《英子的心》
代表作：城南旧事

小说：《驴打滚儿》《冬青树》《琼君》《金鲤鱼的百裥裙》《蟹壳黄》《血的故事》
散文：《秋游狮头山》《吹箫的人》《悼钟理和先生》《念远方的沉樱》《虎坊桥》《文华阁剪发记》《旧时三女子》《冬阳童年骆驼队》《骑毛驴儿逛白云观》《我的童玩》《北平漫笔》《绢笠町忆往》《城南旧事》。林海音2001年12月1日在台湾病逝，享年82岁

林海音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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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支持台湾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已出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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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
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
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
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
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
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
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
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

代表作：《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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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城南旧事》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
她的《爸爸的花儿落了》刊登在语文人教版七年级下册中。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经长大了 　　
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衣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
　　“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
　　爸爸病倒了，他住在医院里不能来。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我告诉爸，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并且致谢词。我问爸，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　　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
　　“我怎么能够去？”
　　但是我说：
　　“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台说话就不发慌了。”
　　爸爸说：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我知道，爸爸。”
　　“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大了，是不是？”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等一下，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
　　“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
　　“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
　　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答答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答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爸是多么喜欢花。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
　　“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
　　“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序言（林海音）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呢？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城南旧事》主要内容
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大学生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巡警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影片的结构颇具独创性。编导排除了通常电影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组成的叙事结构，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连起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形成了一种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画面与声音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体影片”，创造出一种近乎中国水墨画般的宁静、淡泊、简约的意境。《城南旧事》是一部典型的文人电影样式。

《城南旧事》主要内容
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大学生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巡警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影片的结构颇具独创性。编导排除了通常电影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组成的叙事结构，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连起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形成了一种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画面与声音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体影片”，创造出一种近乎中国水墨画般的宁静、淡泊、简约的意境。《城南旧事》是一部典型的文人电影样式。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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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95岁生日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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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新华网北京８月６日电（新华社记者徐京跃）“季老，我看您来了。”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温家宝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6日，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
2003年、2005年，温家宝曾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
听说季羡林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思维敏捷，温家宝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
季羡林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
温家宝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季老还签名赠送《季羡林论翻译》、《非凡人生——季羡林》以及收有他的《清塘荷韵》等10篇散文、由播音员朗读的光碟给林青霞，林青霞则回赠了她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光碟。临走时，林青霞握住季老的手深情地说：“季老，让我摸摸您的双手，好感受一下您的文气，可以吗？”季老回答：“当然可以。”两双手叠在一起，笑容洋溢在季老和林青霞的脸上。

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