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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中国当代教育家教育理论著作首次集中输出海外”感言
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中国教育只能学习外国,中国没有教育家(至少当代没有),只有外国才有教育家、才有教育理论。外国教育著述成批成批的译出,大量论断被引述,而本土教育家(如果有的话)的理论、观点似乎只够配来验证外国专家的论断,只有当中国教育家的话语符合外国专家的论断时,才显示其合理性。你翻开任何一种教育著述,都可以看到大量被引证的外国教育理论家的陈述,尽管有些还是似懂非懂的。
我并不是忌妒外国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观念的丰硕、伟大、先进和在中国的“畅行无阻”,事实上我们从国外汲取了许多教育智慧,我国教育和教育工作者不少得益于外国教育理论的滋养;而是想到,中国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命运和价值。我们为什么那么信赖、准确一点应该是崇拜外国的教育家、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观点?好像中国的教育学家、中国的教师都不懂中国教育,唯独外国专家最懂。我们不断地眼光向外,祈求外国专家赐予中国教育良方。教育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份儿。
但现在,这种现象被打破了。2008年9月2日,韩国语文出版社与我国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协议,决定集中引进10卷本的《朱永新教育文集》。据说,这标志我国当代教育家的个人教育理论著作将首次输往海外。我敢肯定,个人教育理论著述被翻译到国外的,应该早有先例。但是,像我们翻译《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杜威教育文集》那样,一个中国教育家的全部教育理论著作被大规模成套地集中引入国外,却是没有过的。
有人可能想,这也没什么可感叹的,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交流如此频繁,并且可以想像:“奥运”后的中国文化还会受到世界各国更多的青睐。此外,“中国制造”的商品,还有中国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早就有打入国外市场的了。不过,教育理论产品与生活、文化等消费性产品还不一样。因为教育是形塑国家与民族性格、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指导一个国家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自然是深思熟虑的;除去各种意识形态因素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一个教育家的教育理论,能够得到另一国度的教育工作者的认同,我认为这无论对于朱永新个人,还是对于中国近60年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教育改革实践,都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这是中国教育家群体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界的信心和自豪。
由此,我还想到另外一些问题:
第一,朱永新的教育论著为何受到韩国教育界的青睐?或许可以有这些解释,一是韩、中两国同为儒家文化传统,相近的文化观念拉近了对中国教育家及其教育观的认同;二是韩、中两国在世界现代史拥有相同的民族遭遇,在当前国际格局中又面临相同的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中国崛起的奇迹无疑给了世界以惊奇和示范,而教育无论如何都是创造这些奇迹的基础要素之一,只要想想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当初亲自抓教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韩国教育界看中了中国教育家。不过,这此都只能是中国教育家受到韩国教育界关注的背景性因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而是在于朱永新本人和他的教育思想本身。朱永新何许人也?苏州大学教授、一介书生。不过,朱永新不同于一般的做做书斋学问、写点现代学术论文的教授;作为学者、书生,他饱满理想主义情怀、行知主义精神,不满足于著作等身、学富五车,而要力行实践,把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化为教育现实。为此,他创立“新教育实验”,立足于中国教育现实、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与智慧,并结合西方教育理论和观念,艰辛地企图探索一条中国素质教育的可行之路。他倡导的“把分数的教育变为心灵的教育”;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构筑理想课堂等,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科研的范式;构建以“晨诵、午读、暮省”为核心的儿童课程、以“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为核心的教师发展模式;强调“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等具有原创性的教育理念以及在基础教育界强烈的思想凝聚力和实际成效,正在悄悄改变着教师的生命实践,改变着他们学校的教育面貌。这些才是朱永新和他的教育理论走出了国际化的真正原因。
第二,中国教育如何重视本土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我国历来重视教育,五千年的教育实践传统铸造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这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弘扬,自然不必赘述。但在国际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过于“崇洋轻中”,贵远贱近,厚古薄今。尤其是本土的、当代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并没有引起重视,似乎现代中国果真没有自己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如果从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算起,中国现代教育已有103年的历史;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及教育部成立而大力推行现代教育算起,就有97年的历史;从1922年颁布实施“六三三”学制、学习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并沿用至今算起,也有86年的历史;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成就卓著的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了。长时期、大规模的本土教育实践,怎么会没有自己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对照中国教育的实践成就,无论如何有点说不过去。这可能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心态的问题,后者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教育“土专家”。在我们讨论过了“什么是教育家”、“中国有没有教育家”、“怎样造就教育家”之后,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有如何树立尊崇本土教育家和教育思想的文化观念。我总觉得,我们教师学习西方教育理论有点像中国人吃西餐,偶而吃吃,很觉新鲜也有趣味,但回归日常我们还吃着我们沿袭了几千年中餐而不会是西餐。看一看一线教师最喜欢读什么书、教育图书畅销排行榜上流行什么书,就可以明白滋养当前教师心灵的理论观念是什么了。——那就是本土教育家创立的本土化的教育言说。我们无需刻意远求,或许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们需要既“贵远”又不“贱近”、既“崇洋”也“崇中”、既“厚古”更“重今”。
第三,中国教育家如何创立自己的教育理论产品?杜威曾经指出教育科学的三类资源:一是教育实践过程,它提供构成所探究问题的资料和题材,是研究结论的价值的最终检查途径;二是各种已经成熟的科学,它们构成了我们理智地处理教育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资源;三是“特殊的资源”,如与教育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以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还有像元教育学这样的理论。后两种资源实则是教育理论的基础理论。我国现代学科制度下的教育理论生产主要依赖后两个途径,即大量的教育理论产出是基于基础理论的推演——尽管是必需的,但由于缺乏与教育实践过程的充分的直接接触,容易导致理论的“空转”、“安乐椅空想的教育科学”。事实上,繁荣的教育理论背后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脱离于教育实践过程的挂“空档”的理论“空转”。因此,中国教育家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更应当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建立于“教育实践过程”及其“提供构成所探究问题的资料和题材”的基础之上,创造真正的教育理论产品。真正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都是这样成就的:苏霍姆林斯基扎根巴甫雷什学校,杜威有自己的实验基地,小园国芳在玉川学园的办学实践中将欧美的“新教育”理念融溶于儒家教育传统才创生了“全人教育”理论。朱永新就是这样一个走出传统教育理论生产路径的当代教育家,他的教育著述关注现实,切中时弊,满怀激情,充满诗意,富于独创与个性,正是这些使他的教育理念受到中、韩教育界的认同。
期待更多的“朱永新们”——中国当代本土教育家的涌现,并且期待走得更远,走向非儒家文化圈的欧美教育界,让中国教育智慧滋养世界教育工作者的心灵,造福全世界的儿童和家庭。
该帖子于2008-9-9 10:15:03被 晓钟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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