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萤火虫——　一个非典型阅读推广人成长记录

（朱永新按）2009年，童喜喜偶然走进了新教育，被感动。于是有了她与许多新教育人的亲密接触，有了那本感动过许多人的《那些新教育的花儿》。2011年11月，童喜喜从新教育的义工，成为新教育萤火虫亲子共读项目负责人。这篇文章，讲述了她的心路历程。

真正的定义，是用行动对词语进行的最终诠释。

所以，同是“作家”，有人定义为职业，出了莫名其妙的书，就成了作家；有人定义为荣誉，必须一家之言自成风格，如教师与教育家的不同。

同是“阅读推广人”，有人定义为职业，在强大的利益需求与民众混沌的渴望之中，扮演面目模糊的中介商角色；有人定义为荣誉，是商业洪流中坚守一份良知，研习不同人群的精神所需，庄重地推荐自己的所知、所爱、所信。

我是一个作者，努力成为作家的作者。我理解的阅读推广，则必须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做的事。

你以为你是谁

我的阅读推广之路，可从山区支教算起。

2004年夏末，我与好友李西西同赴神农架支脉下的一所全校仅１６名学生的不完全小学支教。支教中，深受山区孩子贫瘠精神生活的震撼，支教结束，与李西西开始自费购买各种课外书，赠送给贫困的儿童。三年中，陆续赠书数千册。

听上去，这是一段相当积极、阳光、正面的人生。事实却恰恰相反。

准确地说，支教，只是一段热血加好奇而起的短暂旅程，与奉献、高尚无关。此前，我从未到过真正的山区。我心目中的山村小学，是由头发花白、温文谦和的老先生，聪颖质朴、顽皮喜悦的孩子组成。满怀玫瑰色的幻梦走进现实，哪怕当时我对教育十分无知，现实中的山区也足以让我大吃一惊，甚至大失所望。

鲜花易谢，白纸易污。在恶劣的现实生态里，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容易变得虚无。更何况，如果说我去支教的原因里还多少存有一缕理想主义的光芒，那光芒也绝对来自我真正的天真。接下去的两年，我一直反思自己的山区支教生活，甚至多次后悔支教的行动，因为那让我美梦破碎，一度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因此，给贫困孩子赠书，看见一张原本灰扑扑小脸，因为一本书突然明亮起来，我则收获到一双双漆黑眼珠里的友善与热爱，收获一张张突然绽放的憨纯笑容，那是虚无的我在两年中难得的幸福的时刻。

行动，总是艰难的。送书，也不容易。从选购、运送到分发，做过才知麻烦。曾有过凌晨三点出发，拦了贩运蔬菜的小车又担心遇害，偷偷用短信把车牌号码发给亲人的经历。

行动，就有收获。是这样不断重返贫困地区、深入贫困地区，我用了两年，终于反省到：我有权利抨击山区教育现状，却没有资格、尤其没有资格因支教而自以为站到道德的至高点去指责任何一位山区教师。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位在山区教了一辈子书的最普通的老师更有用。因为，真正坚守在山村为孩子们启蒙的，是他们，不是我。

只是，那三年，我对何为阅读推广，完全无知。我理解的阅读，只是给孩子送本课外书，送去一个童年里可供反复琢磨的高级玩具；我理解的推广，只是抱着“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想法，只求心安地随意赠书，只求分享孩子欢笑那一刻的喜悦，以此填补自己心灵的空洞。仅此而已。

因此在2007年7月，致力于阅读推广的民间公益组织“公益小书房”的创始人漪然在机构尚未正式成立时，邀请我担任该机构顾问、携手进行阅读推广，我的答复是：“我看我倒可以送给你几本书。咱们做点实际的小小事可以，反正我不当什么顾问。我不会那么拿自己当事儿。我拯救不了别的孩子，我也做不了义工。我支持你想做的事，但很抱歉，我没法答应你的要求。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我很敬佩，但我做不了你说的这些。”

回想起来，自然是深感惭愧。但我必须面对过去的我、过去的真实。曾经的真实想法就是：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改变什么？不，做得再多，也毫无用处。

你发现你是谁

2008年，我开始与中国少儿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薛晓哲老师长期合作。

被誉为“中国原创科普出版第一人”的薛老师首次试水儿童文学出版领域，既勇猛又谨慎，用心极深。我此前5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未做过任何宣传活动、出版图书上也没有作者照片、几乎拒绝所有采访，而他围绕我必须配合宣传活动的问题，据他统计说服不下20次，最终我举手投降。

于是，“作家进校园”活动，成为我勉强开始的第二段阅读推广生涯。

此类由学校提供场地、出版方支付差旅费用、当地书店协调组织的活动，简便易行。流程基本是：作者走进校园后，讲座，售书，签名，活动结束。或者为了回避销售的商业色彩，在活动前“号召”学生买书。

这种活动从承办方、从阅读推广而言，的确利用社会资源开拓了学生视野，并因作家的到来，对学生们、尤其是年幼的孩子有着积极的意义，很容易在学校里掀起阅读的高潮；从出版方、从商业利益而言，这是直接将广告做到了终端读者面前，并利用儿童购买行为中的盲目从众心理，作家讲座后销售的模式会对图书销量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进校园的一路，却是哭啼吵闹的一路。首先，此前内向得近乎自闭的我，完全无法胜任演讲，一上讲台就发生满脸通红地面对近千学生鞠躬致歉称“我忘词了”的悲剧。接着，更是多次在马路边丢开行李，哭嚷着不愿走。

换了其他编辑，大概早已作罢。只是我遇上的是薛老师。他轻易不与作者长期合作，定下合作的决心，就轻易不放弃。他是我的编辑，更是我人生路上亦师亦友的重要他人。在他的帮助下，我在一场又一场讲座、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一点一滴地成长。

只是，演讲技术的提高，并未解开我的心结。我对“作家”视之甚高，也就对如卖菜般推销自己作品视为折磨。

直至2009年6月，我在网上发表一篇对新教育的感想被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老师偶然看到，他回应称：“欢迎您参加我们7月10日在江苏海门的新教育年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阅读推广队伍。”

走进新教育，走进新世界。

作为一种教育实验，新教育在教学上有着将高品质童书大量引入课堂的创举，这样的新教育，对阅读理解之深、推广力度之大，超乎我的想象。

是和新教育一线老师摸爬滚打的交流学习中、是从新教育学生日新月异的成长变化中，尤其是在新教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对阅读的深度阐释中，我逐渐明白了：阅读，其实很重要，推广，其实很必要。如此日复一日耳濡目染，我也试着写下题为《中国孩子的阅读问题》的系列文章，与同好交流，响应者颇众。

就这样，我发现了新的我：我能进行有感召力的演讲，我能现学现卖进行阅读研究，我甚至能照猫画虎地上一堂阅读课……总而言之，我有条件成为阅读推广人。

可是，此时的阅读推广，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最为典型的案例是２０１０年春的玉树地震后，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之间围绕作家进校园活动的纷争。

一方指责“震后两天，到山东青岛的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对灾区人民表现的冷漠，令人失望”，这一方，在玉树地震中慨然捐款百万，且有其他诸多义举，但他此前也同样进行过不少进校园签售活动。

另一方则坦然回应：“我这次的讲座是正经、严肃、认真的，由始至终没有宣传自己的作品。”“没有组织任何的签名活动”，“活动是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安排好了，不是什么娱乐活动。玉树地震是悲痛的……对死者哀悼的同时，我们能够继续做我们认为一切有意义的事”……

这只是一桩浮出水面的公案，其下隐藏着更大的商业利益之冰山。不可否认，除了正规出版社利用签售推销外，更有面目模糊不清的各类民间组织、出版公司等，以阅读为名、举公益之旗，挂羊头卖狗肉，利用回扣等非法竞争手段，让品质低劣的读物、乃至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的教辅材料走进校园。

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商业是一双看不见的巨手。首先，如果没有出版社以签售为动因去推进，联系多方组织活动、提供费用，小学校园几乎不可能迎来大批作家。其次，随着签售活动的频繁举办，正规出版社现场销售图书所得其实利润甚微，往往还不够支付作家的差旅费。第三，此类活动虽说日渐频繁，却只是局限于阅读氛围浓厚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全国的版图上，绝大多数还是欠缺阅读理念、不知阅读重要、欠缺推动力量、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最需要阅读推广的力量，而这里的阅读推广往往万径人踪灭。

如果说两位作家的纷争还有积极意义，就是促使人们思考：商业和公益，如何接轨才能不至彼此损害？无序的市场竞争，如何才能规范到化弊为利？阅读本为启蒙心智，推广更为点燃众人，这一切又如何回避幽微人性里不可测的一面，真正成为积极推动的力量，而不至喧嚣为一场闹剧？是因噎废食，还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中国的背景，国人只能在重重危机里摸索自己的道路。阅读是精神的基石，阅读推广如同西西弗斯的无望努力，回避不了这些沉重。

——当然，那时的我，认为一切与我无关。

因此，2010年夏天，我、朱永新老师和已成为新教育义工的薛晓哲老师吃饭时，酒过三巡，薛老师指着我，向朱老师道出了自己的委屈：“我跟新教育学校联系阅读讲座，她说我——庸俗！”

当薛老师把这句话重复到第三遍时、我能确信他绝没喝醉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话，真的伤了他的心。

的确，我发现我能做阅读推广人，我却不想做。我喜欢写作，喜欢清净。一位作者去做阅读推广，总有王婆卖瓜之嫌。我又何必在瓜田李下，去当出头鸟？阅读推广，偶尔做做就行，宏伟蓝图，且由他人实现。

你不知你是谁

人生有如漆黑漫长的隧道。有时眼见前方光明，奔去却是万丈绝壁，有时分明不见五指，转身却已豁然开朗。

2011年初夏，我意外读到当时尚未出版的《我的阅读观》书稿。我熟悉作者朱永新老师在两会上提议成立国家阅读节、连续9年屡败屡战的经历，却是第一次全面了解他对阅读的阐释。这本书，是一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宣言，是吹响的一声阅读的号角。它既归纳阅读的办法，也宣讲阅读的意义，更是高屋建瓴地从学校、城市、民族乃至人类的角度，指出阅读之重要。这一切，对当时正陷入精神危机中的我而言，有如甘霖。

没过多久，朱老师又带我去聆听了一场松居直的讲座。据说那是85岁高龄的老先生在中国的最后一场讲座。讲座中，我才得知这位终身致力于阅读推广、受人尊敬的老先生，他其实一直身兼作家、编辑两职。

于是，我在阅读推广上的心结顿时消解。

于是，有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免费讲座——我应邀为河南某校的全校父母做阅读讲座。当天，气温骤降、秋雨阴冷。会场容量有限，我在300人的会场里，一上午讲了两场、共３个小时。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忘我”，而听众让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鸦雀无声”。

于是，有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推广行动——接下去的河南巡回讲座中，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这全新的“作家进校园”活动中。甚至，没有安排父母讲座的学校，我都会主动请缨。讲座场次因而急剧增加，最多的一天连讲了5场。但是，我依然精神抖擞。

于是，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公益项目——2011年11月23日，在经过一周失眠的痛苦权衡后，我决定暂时放弃写作，到新教育的新阅读研究所做“萤火虫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原名“三叶草亲子共读公益项目”）。我准备全职全力去做，但是，为期两年。

于是，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全新身份——2012年1月20日，以此项目为基础，新教育单独成立亲子共读研究中心，我成为该中心负责人。好友李西西和荣获中国教育报“2011年度推动阅读十大人物”提名奖的新教育榜样教师时朝莉，和我一起组成了新教育的阅读推广专职团队。从此，不是两年，而是终生。

于是，半年中，全国31个城市正式成立了新教育萤火虫分站，网络上直接参与者近6万人，受影响者数百万计。于是，有了一系列疯狂的阅读推广活动：河南、四川、山东、江苏……三个月之中，我带着团队进行公益讲座70余场，直接听众6万余人。于是，有了疯狂后的冷静反思：如何真正结合教育的实际，把新教育十年中教室里进行的阅读探索，消化、转化为一个个家庭里方便操作的阅读手册，从而让阅读推广更深入、持续、有效？于是，有了一大批师友、义工，以各种方式携手前行……

我的生命，从未如此波澜壮阔。而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想都没敢想过，有一天，我会认可自己是一位阅读推广人。

然而，今天的我，就知道我是谁吗？

不，我仍然不知道。

我仍以写作谋生、以稿费糊口。我坚持从整个新教育工作中，不仅不拿一分钱，还要照样捐助新教育。这不是我清高，更不是我富裕，而是我担心拿一份工资，会让我逐渐忘却写作的根本……

曾经，我不屑于向基金会申请资助、甚至没兴趣得到新教育基金会的资助，曾经在面对基金会项目官员时，笑嘻嘻地回答：“我其实不用申请。不用一分钱，这个公益项目我也能做。”半年后，我却深感要想把这样规模的大事真正做好，必须赢得更多资金支持……

我作为负责人，曾被人笑称“白条老板”。经费紧张是真，我从不担心缺钱也是真：我坚信，做好事、把事做好，一定有各种人以各种方式相助。但我担心自己是否真能做好项目，从而赢得信任？

前路，仍有太多未知。

只是，要改变未来，必须教育孩子。想帮助孩子，必须改变父母。在大人和孩子之间、学校和家庭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阅读可以成为彼此沟通的坚实桥梁。抵挡应试教育的侵袭，终生阅读是最好的武器。

岁月持续淘洗，至此已是坚信：星点萤火，不为狂风所熄。阅读推广对我，不是事业，而是志业。以此为志，乐此不疲。我以做阅读推广人，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