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诗歌与汉乐府语言风格的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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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了诗歌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创造了诗歌意境中一种新的美学类型。读陶渊明的诗歌总会给人一种平淡淳朴，又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风味，体现了他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而汉乐府是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下面就浅谈一下这两种类型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的迥同。
（一）浪漫主义的色彩
乐府诗所表现的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大多数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但也有不少作品带有很强的浪漫色彩，如《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等，想象奇特，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归园田居》中写意不在写实的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如《归园田居》其一中“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诗中的狗和鸡同样充满灵性，如主人一样对田园生活感到适意，以诗的主观感受注入所写的景物，一些平常之物却显得这般有趣，极具浪漫主义风味。
（二）为情叙事
汉乐府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叙事性，乐府诗善于抓住典型细节来表现场面，表现人物的思想。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田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看似平凡之物却融入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如《归园田居》其三中“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田间劳作虽苦，但这艰辛在作者看来是快乐的，因为向往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意愿没有被违背，侧面反映了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高尚品质。这或许就是陶潜诗歌的魅力，舒缓平和的语言中蕴藏着浓厚的哲理思维，真正做到情、景、理融合贯通，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三）朴实自然的语 言
汉乐府民歌多用生动的口语，亲切朴素，叙事同抒情结合，情感真挚动人。如《孔雀东南飞》：“君当做磐石，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语言通俗易懂，饱含着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质朴无华，不加雕饰，语言纯净。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实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荆扉、披草、桑麻都是生活中常见之物，用朴实自然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美丽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朴实自然不仅仅是民间口语的通俗易懂，而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浑然天成，其语言并非是未经锤炼，反而是高度精炼，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此二句引用了杨恽的“田彼南山，芜秽不治”，是对其劳作情况做总体交待，先指明耕种的是“豆”，再说劳作的地点在“南山下”，五个寻常字，将事情叙说得非常清楚。一字一句去尽华饰的语言，把那一片纯真与恬静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形成了陶潜田园诗的冲淡自然之美。
（四）语言形式自由多样
汉乐府的语言形式变化多样，没有固定章法，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错综参差的杂言诗。有继承《诗经》四言体的，如《善哉行》等；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有杂言体的，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而《归园田居》则句式整齐，都是五言诗，如《归园田居》其四中“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总之，陶渊明田园诗平和散淡的心境、朴实无华的语言、情理浑融的内容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意境，他开创了中国诗歌意境中一种新的、美的类型，一种韵味极为醇厚而朴实无华的冲淡自然之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真实体验为他写出这些广为传诵的田园诗作了铺垫，从而奠定了陶渊明田园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不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