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　当　然

　　在一次演唱会上，身材矮小的阿牛演唱《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爱你》，给阿牛伴舞的是一个长得很高挑的撑着花雨伞的姑娘。阿牛声情并茂地唱着，忽然发现姑娘跪在他的旁边，花雨伞在他头上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漂亮地转动着。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多么体贴的姑娘呀！阿牛也知道，他赶紧在姑娘的身旁跪了下来，跪着唱……看着电视屏幕里那矮小的阿牛突然就高大了起来。

　　这又使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来。有一段时间，我总是要乘车从城关到乡下度周末。我经常会在车上遇到一个同学校的学生，在付车钱的时候，我总是付了两个人的车钱，觉得我是大人，他是小孩，大家熟悉，我付这两元钱的车费理所当然。学生每次都推辞，但都没有成功。但是有一次，我上车的时候，发现小孩已经坐在那了，还为我占了个位。售票员来收钱的时候，我正要掏钱。售票员说：“你的学生已经替你付了，他一上车，就急着掏钱，我叫他别急。他说要是老师来了，他就付不着了。这孩子真懂事！”旁边的人也跟着夸奖起这个可爱的孩子来。

　　阿牛如果觉得自己是一个歌星，觉得一个伴舞的体贴和尊敬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那么他就不会跪下。如果那个学生觉得一个老师、一个成人的照顾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那他就不会如此对两元钱的车费耿耿于怀，瞅着机会为我付钱了。

　　我是教师，在学生的面前我摆着一付师长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中常常夹带着一种命令的口吻，我享受着学生对我的敬畏。学生的家长想自己的孩子得到照顾，跟我说话时都很客气，我还享受着家长对我的尊敬，我一直以为这些都是想当然的事情。我知道和我有同样感受的教师一定也有很多。我现在只是从教师这个职业来看问题，如果想开来，医生会享受到来自病人的乞求，服务人员会享受到来自被服务对象的客气，我们的父母官享受着种种待遇和特权，但是如果大家都想这些都是想当然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这样的想当然就渐渐地会演变成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我行我素、贪得无厌。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可能已经发生着，还将继续发生。

　　阿牛当然可以不跪，这无损他是一个唱歌唱得很好的歌星形象，但是阿牛也跪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礼遇，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很有素养的歌星。那个学生如果没有想着给我付钱的话，他就得不到了车里那么多人的称赞。当然学生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才那么做的，他只是觉得他不能总是享受我对他的照顾。

　　许多想当然的事情中有着不当然，我们是应该要有这样的反省和清醒。

童　年　记　事

我的童年在七十年代度过的，那是一个能饿死人的年代。我的父亲在山东莱阳当兵，全家随军，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六七岁吧。　
　
初到的时候，全家还没有着落，我们就暂时住在乡下一位老人家。那是典型的北方的民居，一层的几间平房围成一个院子。房东是一个老婆婆，我已经无从记起她的外貌。但是无端地就有一个形象存储在脑海中：高高的个儿，瘦瘦的，不大言语。有一种淡淡的从容和忧伤挂在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
　　
白天，爸爸到军区去了，妈妈到一个地毯厂上班。我们兄妹三人就被反锁在漆黑的房间里。从门缝里射进的阳光里跳跃着许许多多欢快地尘埃，那是我们舞蹈的伙伴；灶台前的那堆灰烬成了我们排兵布阵的沙场；在百雀灵盖上敲一个钉洞，穿一根棉线，再在里面盛上少许煤油，那微弱的一簇火光带给我们的光明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遐想。
　　
许是一天到晚关在房间里久了。父母回到家后，我们得到的自由就显得格外的宝贵。我的活动细胞呈现出的压抑后的兴奋导致我作了许多调皮的事，这带给大人们很多觉得我调皮的理由。
　　
有一次，房东养得一头大白猪跑出了猪栏，我兴奋地看着，只见它挪动自己那笨拙的身躯一步步来到了厨房。煤油炉里烧着，飘出的香气，强烈刺激了那个饥饿年代的畜生的食欲， 那大白猪凑上那团危险的火光。煤油炉倒了下来。大白猪浑身着了火。我惊恐地尖叫，大人们闻声而来。大白猪惊恐地四下乱窜，在大家的围堵拦截下，大白猪身上的火终于扑灭了，也没有引发大家预想中的火灾。当大人们开始坐下来歇息的时候，他们开始关注大白猪的命运，大白猪已经变成了大黑猪，浑身的烫伤已经使它躺在了地上，并不断地痛苦地呻吟。
　　
大家开始追究这场大祸的肇事者，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我的身上。那目光让我产生前所未有的惊恐。爸爸起身拿来了一根棒橛。我大声的辩解：那火不是我点着的，那猪是自己爬向那火炉的。可是大人们绝对相信他们根据经验作出的判断：这只是一个调皮成性的小孩子的谎言。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劝慰父亲不要打我，孩子还小，不懂事，做出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母亲也在我身旁大声地呵斥我，我的声音夹杂在其中已是越来越微弱，事情就这样有了定论。
　　
那个晚上，迷迷糊湖中觉得父母亲一直在嘀咕着什么。第二天清晨，我听到隔壁有房东的老婆婆和母亲的争执的声音，母亲说：“阿婆，这点钱拿着，好买些药给猪用用。”阿婆则极力的推辞：“用不了多少钱的，给这畜生涂点膏药就会好的。”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好长时间，最终老婆婆固执地就是不收母亲的钱。
　　
好几天，我都能看到大人们都在为那头烧伤的谈论着什么，整天老婆婆都会叫儿子们给那头猪上药，有时候父母亲要插手，但都遭到拒绝。
　　
可是，那猪却不见好转，起先还能站，还能走，但是后来竟躺下了。我也悲哀起来，几乎天天跑到猪圈旁看。阿婆十有八九也在那，呆呆的看着猪，看见我来，都会张开双臂抱着我。有一次，我哭着问阿婆：“大白猪会死吗？”阿婆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说：“大白猪不会死的，她还会为我们生很多很多的小猪的。”我又问：“大白猪要是真的死了怎么办？”“傻孩子，要是真的死了，我们不就有猪肉吃了吗？” 阿婆笑着说，我也笑了。　　大白猪真的死了，被剥了皮，开了膛，晚餐桌上有了一碗满满的猪肉，可是我们谁也吃不下。父母亲又嘀咕了好长时间，母亲从柜子里掏出了一些钱，走向隔壁房东家，阿婆又和母亲争执了起来。“小孩子不懂事！……咋就这么见外？谁要你的钱……不就一头猪吗？……” 阿婆很固执，母亲只得拿了钱走了回来。
　　
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认识了那个年代，我才深刻地了解一头猪带给一个北方农村家庭的是多少的期望和寄托。
　　
多少年过去了，童年的这段记忆从来不曾让我产生一丝一毫的委屈感，相反我对农民的质朴有了根深蒂固地认识。老婆婆的形象我一直不曾记得，但一直不曾忘记。我相信那是因为我看见了太多像阿婆那样的人。

把鲁迅踩在脚下

小时候，很喜欢看小人书，父母给的一角两角的零花钱，都攒着去供销社买了小人书。把小人书买回来，都要看好几遍，然后装到一个小箱子里，一本一本地叠好，箱子外面还要加一把锁，只怕人家偷了去。看到箱子里的书一本一本地多起来，就觉得自己是很富有的人。

再后来，长大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书店买过书了。年轻的心总装不下一本书，现在，忽然发觉自己腹中空空，已是胸无点墨。于是偶尔去逛逛书店，买几本书，闲暇时躺在床上翻几页，看着，看着，仿佛又找回了童年时看小人书的感觉。

喜欢的书必须看上去很舒服，我很讨厌盗版的书，纸质差，印刷也差，即使是和原版的内容一模一样，也是不愿意买的，我觉得书和人一样也是有气质的。好的书摆在你面前，如同看到一位出众的少女，你会屏息凝视，你甚至不敢伸手去碰它。我从来不愿意在书上写一个字，那怕是自己的名字，好的书绝对是一件艺术品，从封面到封底的设计都是完美无暇，任何一点的附加都是对书的一种破坏。一次，在杭州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棕色的封面上长着四个隶体字书名，最妙的是里面的纸张不是普通的白色，而是淡黄色。像一本古色古香的旧书，但又透着现代气息。好喜欢，就买了下来，尽管我的书柜里很早就有了不同版本的一本。

5岁的儿子很喜欢拿着一支笔乱画，在墙上，桌上，本子上，书上……我一直防着他，去碰我的书。一天，我发现这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被画上了许多的线线条条，不用说，是儿子的杰作。我是气不打一处出，可是孩子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犯的错误，嬉皮笑脸地看着我，弄得我是哭笑不得。

一日，带孩子去新华书店买书，书店的生意很好，挤满了许多孩子。有的在细心地挑着书，有的手捧一本兴致勃勃翻着，有的索性坐到了地上，旁若无人、聚精会神地看着、想是书中的内容很是精彩，孩子的小脸不是地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还有些调皮的想不是看书，那一排排的书架成了他们试图走出的迷道，他们一会儿从这两排书中间的过道走了过去，又一会儿从另一头钻了出来。我的视线最后落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上，她伫立在*墙的一排书架前，头仰得高高的，想是看中了书架上排的一本书。她环视了书店一周，也许她想找书店的工作人员帮帮忙，可是书店的都没有穿工作服，连我也看不出谁来。小女孩收回了视线，她看了看上，又看了看下，就蹲下了身子，解了鞋带，一只套着白袜的小脚踩上书架底排的那一 层书上，接着是另一只脚。我有点担心地走了过去。小女孩努力挺直了身子，伸长了手，去够那本书，终于她够着了。小女孩心满意足地跳了下来，欣喜地看了起来。在刚才被小女孩站过的那处分明摆着一本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鲁迅先生的头像赫然印在书面上。小女孩的脚一定踩着了鲁迅先生的“头”了。

我一直想着这两件事情，儿子涂鸦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如果余秋雨知晓的话，他会怪罪吗？小女孩踩了鲁迅先生的头，鲁迅先生如果能感觉的话，他会恼怒吗？当然这两位大家都是无从知道的，还是由我代劳为他们想了。我想：余秋雨一定会笑着打呵呵，他会说，你的儿子有胆量，那么一个小子就敢批我的作品了。是的呀！儿子是在批改，他毫不顾忌眼前的书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爷爷写的。

鲁迅先生一定也会笑着说：我们不是提倡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我甘愿为人梯，让后来人踩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想到这里，我就释然了。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书的话，就让他画吧。但愿现在他画的线，长大了能写些字。我也更希望在新华书店看到更多的孩子能站到书上去，只是记住要脱了鞋子，要小心些，可千万别踩疼了那些文豪和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