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概述：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2.5亿人患有中度以上听力损失，其中三分之二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057万，占全国人口的16.79‰。其中7岁以下聋儿80万，由于药物、遗传、感染、疾病、环境噪声污染、意外事故等原因每年约新生聋儿3万余名。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每对年轻的父母都希望能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有一天,当孩子被确诊为耳聋时,对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家长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理智的还是非理智的, 能否正确选择适合孩子的治疗与教育的方式等，对于聋儿的发展和前途而言至关重要。

0-7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如果及早发现耳聋，及早进行听力补偿或听力重建，及早接受听力语言训练或者尽早接触手语，聋儿也就越容易掌握语言，从而能够与健听儿童一起接受教育，得到同步发展。在这个关键期内，家长的作用举足轻重，能否接受耳聋的现实？能否科学的对待医学治疗？能否正确选佩戴助听器以及选择人工耳蜗？能否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教育方式？这些问题都会影响聋儿的发展，选择不当就会让很多聋儿白白错过语言发展的关键期。

从教育方式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口语为主、手语为辅”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一直居于中国聋教育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早发现、早诊断、早配助听器以及早期听力语言训练教育等内容”成为聋儿康复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口语为主的聋教育使部分听力损失较轻的聋童掌握了口语，回归主流社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事实上在15％的7岁以下聋童参加了语言康复训练后，根据某些报告其中只有12％－17％的儿童通过语言康复训练能够进入主流学校学习，但是一部分在进入普通小学后得不到语言康复的继续支持，在无法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又转入聋校。特别是我国80%的聋儿生活在农村，由于康复机构分布的不均衡，大部分聋儿在语言学习最佳年龄段内没有很好的掌握一种语言，同时阻碍了其智力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进而造成聋人群体平均文化水平不高。

在过去二十年中，主要是在北欧各国社团的要求下，一种全新的教育康复体系得以发展－－聋儿双语双文化教育。这种教育理念摒弃了资金不足和单纯医疗救助的模式，定义听障状态及手语的使用为一种社会差别。在此模式下，聋儿是语言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第一语言是本国的手语，国家的书面语是聋儿的第二语言。由此从事教育的聋人教师被高度评价为聋儿在社会、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榜样。在这种新的教育理念下，聋儿的口语技能被视作交流技能的有益补充，同时花费在口语训练和获得基础文化教育与生活技能两者之间的时间是保持平衡。聋儿最后应成为平衡的双语使用者。

为推广和宣传聋儿教育方面的双语双文化的措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01年在充分的筹备和调研的基础上，在天津启动了基于聋儿双语双文化教育思想的康复项目。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目前国内对聋儿家长的服务和指导还很不系统，甚至是误导，使很多家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念，从而在聋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内不能正确选择适合孩子康复和教育的措施，造成终身的遗憾。

为此，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撰写了这篇报告，以期归纳总结家长发现孩子耳聋后所采取的治疗与教育的方式现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对策。

目前现状 一、家长发现孩子耳聋后常见的心态 （一）非理智型：一些聋儿家长产生的消极心理可表现为：攻击、倒退、冷漠、否认、固执、焦虑、自责等等。这种心态与行为对聋儿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 1.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不幸：因孩子耳聋这一打击，夫妻间出现对抗行为，互相责备，争吵，甚至转而攻击他人。少数夫妻提出离婚或把聋儿推给祖父母，个别丧失良知的父母还会遗弃孩子，使本来已遭不幸的聋儿雪上加霜，处于更加不幸的境地。 2.盲目简单地生育第二胎：夫妻发现孩子耳聋后，不是积极诊治、查明原因，向有关医务人员及专家进行遗传咨询，而是在没有得到指导的情况下盲目地生育第二胎，由于缺乏基本的优生知识，结果第二胎又可能是聋儿，这就将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 3.在悲伤的同时产生很深的自责心理：他们认为孩子耳聋是对自己的惩罚、报应，是自己的过失，因此一味地溺爱孩子，表现为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给予过分的关怀、照顾和迁就，导致聋儿胆小，任性，不尊重别人，自私自利，甚至发生攻击行为。这种不良品质会给聋儿配戴助听器后的听力语言训练带来极大的困难。 4.盲目求医，贻误康复时机：到目前为止，对各种原因造成的感觉神经性耳聋还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尽早选配助听器是明智的做法。一些家长听不进医生的忠告，当孩子已被确诊耳聋后，他们还是徒劳地、固执地到处乱求医。他们道听途说，轻信一些虚伪广告(如：扎针、气功、服药等等)，结果是浪费了时间，耗费了精力，花费了钱财，错过了孩子尽早配戴助听器以及学习语言进入有声世界的时机。当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时，他们又追悔莫及，恨自己何必当初。例如：有位聋儿家长在孩子一岁时到聋儿语训康复研究中心就诊，明确了耳聋的程度，但家长不能面对现实，在两年中花费了近4万元钱，到处求治，毫无效果，孩子3岁多后又回到聋儿语训康复研究中心，给孩子选配好助听器后，经过半年多的语训，孩子学会说简短的话。家长非常后悔当初没能及早给孩子戴上助听器。 5.不敢面对现实：一些家长，甚至是些有较高文化的家长，出于个人的自尊心或是为了逃避痛苦和烦恼，不能正视、不愿承认孩子耳聋这一事实，用一些不正确的理由对孩子耳聋这一事实自圆其说： “孩子不聋，只是说话迟。”延误了孩子早诊断、早戴助听器、早培训的时机。

（二）理智型：面对聋儿，他们也伤心难过，甚至痛不欲生，但他们能很快地冷静下来，去医院或康复机构检查、诊断，根据孩子的情况科学的选择教育康复的方法。如天津聋校双语一班的张立臣小朋友父母都是聋人，出生后家里人一直关心他的听力状况，8个月时带他去儿童医院做了脑干检查，是重度耳聋，为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不久就通过听力检查，选取丹麦达尼助听器，并送到天津聋校学前康复部学习，一年中老师下了很大功夫，教看口型说话，但是效果不明显。2001年10月儿基会与天津聋校合作开展双语双文化实验，张立臣小朋友的家长果断地将其送到双语实验班学习，到2004年7月顺利地学完了普教小学一年级的的课程，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二、家长为聋儿验配助听器的状况

1、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报告2002年全国县以上综合医院达17844个，其中大多数医院均设立了耳鼻喉科或五官科。初步估算，能够进行听力检测和助听器验配的机构约占医院总数的30%，为5300余个；残联、民政系统中约有500余个聋儿康复中心能开展听力检测；此外，助听器厂商在全国开设的助听器验配店880余个。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卫生资源和服务工作存在较大差距。助听器验配和康复训练机构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全国农村大多数县尚未开展此项工作，致使农村听力障碍者难以得到康复服务；

2、中国有80万聋童，每年新增3万余名，目前，每年约有40万聋人可以得到助听器的帮助，其中16岁以下的聋童和少年占1/3，但已配戴助听器的还不足聋童总数的1/4。

3、助听器价格昂贵。在中国一台耳背式助听器从模拟到数字的价格均在100至1000美元以上不等，目前在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1000万残疾人年收入不足60美元，相当一部分处于贫困状态，无力承担助听器和康复训练费用。即使千把块钱的助听器，有的家庭也装不起。北京延庆的一个聋儿家庭，没钱装助听器，后来村里卖羊，帮助孩子装了一只耳朵（钱只够装一只耳朵）。孩子三岁时在外面玩，被人把这只助听器抢走了。孩子小也不知是谁抢的。母亲因此疯了。

3、家长在验配和使用助听器的过程中很难得到科学的指导。

北京的一位聋儿母亲王静旭说：当她知道孩子是聋儿时，惟一的念头是抱着孩子**,她家人特别紧张，怕她有什么三长两短。她如疯了一样，整天拿着铃铛在孩子耳边晃，希望能有一点反应。但九家大医院的结果是一样的：全聋。 “那怎么办？”她问医院。 “带助听器。” “到哪去带？” “那不是我的事。”

天津的一个叫冯宇寰的聋儿家长说，孩子3个多月的时候，抱着他去了市儿童医院，做“脑干测听”，检查结果是听力损失90分贝，孩子重度耳聋。我们听到这个结果后，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而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为孩子配了一部西门子助听器。回到家之后，我们给孩子试带过几次，可是每次孩子都感觉不适，大声哭闹，只好摘下来，放到了一边，我们几乎失去了信心。到有一天，孩子快一岁的时候，儿童医院介绍我们去成都道，天津市听力语言康复中心，找主任医师赵鸣之，在他的讲解下，我们对聋儿，助听器，语言训练等知识有了很深的了解，并且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带孩子在天津市总医院又重新做了一次“脑干测听”结果孩子的听力反映在70分贝，然后在他那里又为孩子重新配了一对丹麦的001型助听器。

有些家长也曾经带孩子到规范的医院或省级康复中心求助，配带助听器，但由于后续指导跟不上，助听器用不到一个月，便用不上了，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助听器市场也是良莠不齐，有些商家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一味地向家长推荐价格昂贵的助听器而不考虑聋孩子的实际情况；有些商家根本不具备助听器验配资质，向卖一件家用电器一样不经测试随便就卖给家长。

4、为孩子配戴助听器后一些家长存在不正确的心态 花很多钱为孩子选配了助听器以后，一些家长的自责心理得到了补偿，认为自己已经为孩子付出了就行了，以为孩子戴上助听器自然而然就会说话了，忽视了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必须共同努力，随时随地对孩子进行听力语言训练，观察孩子每一点细微的变化、进步以及助听过程中的问题。这些孩子尽管戴上了助听器，还是学不会说话。 还有一些家长急于求成，以为孩子戴上助听器后很快就会像同龄儿童一样说话，期望值过高，忘记了“一口吃不成胖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简单的道理。这些家长常会因为急于求成而丧失对孩子进行听力语言训练的信心。

三、家长对待人工耳蜗的态度

国外七八十年代研制出一种革命性的产品：人工耳蜗。这对聋哑人如福音一样的东西九十年代中期传入中国。 人工耳蜗系统有三部分，首先是植入部分——由钛合金、白金和硅胶等材料组成的微小装置，固定在紧贴大脑的脑壳内。它绕过有问题的自然耳蜗，直接刺激大脑的听神经；第二部分是语言处理器，类似一台随身携带的微型电脑，对麦克传来的声音信号进行编码，转成电信号，通过植入部分刺激大脑；第三部分是耳机，也即方向性麦克。 人工耳蜗比起以往一切聋人的辅助手段和工具是质的飞跃，它使聋孩子从无声世界走向有声世界，可以说使他们的一生得到改变。 一位姓孟的聋儿母亲回忆道；“我的孩子在三岁时植入人工耳蜗，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倾其全力达到的水准只能自我安慰，因为通过看口型来了解语言对于一个孩子太难了，太残酷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以为生命就是这样劳累艰难。 “开机的当天，他就能听到声音，一个月后，我叫他的名字他能答应，他开始跟别的孩子交往……一个老师对我说，你过去的月光是茫然无助的，看上去挺让人心酸，但现在有了自信。 但人工耳蜗并不是万能的，如果紧连大脑的听神经有问题，人工耳蜗将不起作用。如果先天耳聋超过10岁，也很难听懂正常语言…… 植入人工耳蜗，效果最好的只有5％，比较差的有15％，剩下的效果中常。但就是效果最好的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辨别各种微妙的声音，包括不能唱歌，不容易学会外语……大多数孩子还是不能上正常的学校。 对中国人来说，最关键的是它太贵，两年前报价20万（包括植入手术），现在18万，而且需一次付清。聋儿家长笑说，孩子耳朵上背着一台“桑2000” 在北京地区，经过初步筛选能够植入人工耳蜗的病例有3000多（必须大于18个月、无手术禁忌等），但能做得起只有两三个。 中国每年增加三万个聋哑儿童，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做得起？ 开着白色本田车来接受记者采访的王静相说：她的孩子非常幸运，她有能力给女儿做人工耳蜗。她原是北京最大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代理（知道孩子耳聋后，她就辞了工作，一心为女），有一些积蓄、她说这几年见到很多很悲惨的事例，许多聋儿家长丢掉工作、卖掉房子来北京移植电子耳蜗。他们租往很破的房子里，没有被子，吃得很简单，很可怜……请些孩子更可怜得连助听器都安不起，别说人工耳蜗了。 她最近和北京的一些属于知识分子的聋儿母亲（她们差不多都放弃了工作）一起到各个部门寻求支持。 有关的妇女、慈善与民政部门说，18万绝对不可能，你知道1万元能救助多少失学的孩子。你们这些孩子又没有生命危险…… 她们转而向银行呼吁：她们说，要求是很低的，即有私房的家长能够抵押贷到低息贷款。 当香港、台湾、欧洲的聋儿随时能因政府、保险公司、银行和社会团体资助而安上人工耳蜗的同时，中国大陆千万个聋儿家长中的少数几个稍微富裕点的奔走于各个部门之间替大家呼吁：我们用房子做抵押，能不能贷到一点款，这样就能使许多家长不用卖房子而流落街头了（王静旭说她见到许多这样的人，样子很令人辛酸），这样就能及时给孩子植入人工耳蜗——过了七岁的语言学习最佳期，聋儿可能永远也不能学会说话了。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每年有600名聋童植入人工耳蜗，从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已有1600余名聋童得到耳蜗的帮助。但从全国来看，人工耳蜗植入的聋童仅为需求的1/100；人工耳蜗对于中国大多数家庭只能是望尘莫及，因此，这个困难的群体失去了康复的良机；

未完待续

社会保障何时能到位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残联？民政部？国务院？

四、家长对语言康复训练的态度

(一)家长对口语训练的态度

无论是健听人还是聋人，作为聋儿的家长，他们共同的愿望是孩子能够向健听孩子一样开口说话。在他们对语言康复训练寄予极大的希望，把口语训练当成摆脱聋人身份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让孩子说话这个愿望，家长和聋儿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下面是一些家长的经历和看法，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感受。

助听器只能听到模糊的声音，分辨不出语言，听什么或如蚊子叫或如打雷。 依靠这点可怜的声音，他们的家长希望孩子能稍微接近普通孩子，别太被看成异类——在他们看来，被当成异类是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他们利用一切时间教孩子学习语序、声音……有的家长为教“妈妈”这个词，每天都要教三百多遍，几年如一日。 每一个词都要揉碎掰开，反复强调，比如“杯子”这个词，他们要通过各种动作、唇形和声音告诉孩子，这是各种质地制作的圆型器具，为了存放液体……同样一个词，正常孩子可能一个小时就学会，而聋孩子可能需要两个月。一个家长流着泪对记者说：就像训练一个小动物一样。 因而家长有时很极端，孩子学会了一句骂人的话，他们都很欣慰。 最难的是这样一些词：如果、但是、也、就、所以、假装……几乎没有办法让孩子理解。 聋儿家长都感慨，十几年下来，受的苦比考硕士、博士要多得多！ “当我怎么教也教不会一个词的时侯，我特别疲倦，特别烦，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我就自己哭了。这时孩子看见了，特别紧张，非常害怕，因为没有语言，他对这个社会，对人的感情缺乏了解，他不明白你怎么会哭呢？看到他的这种目光，我会更伤心。” 即使这种对孩子只有微小帮助的训练，聋儿家长也趋之若骛。许多外地人，为了自己带上助听器的孩子能康复，倾家荡产来北京康复中心。一位安徽家长，抛弃了家乡的一切，来京租了一间农民搭的放煤的小破屋，“冬天冷得受不了，夏天热得受不了，每天把孩子按在那，教孩子说话，一住几年。”

“郑浩莹，1998年11月出生，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孩子给全家带来了欢声笑语，可是这幸福的喜悦是短暂的。半年后，我们渐渐发现孩子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好象对声音不是很敏感，以为孩子小，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她不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到天津市儿童医院，检查后，结果是孩子耳聋。我们一下楞住了，问医生，怎么办？求求您救救孩子吧！医生无奈的说，孩子是神经性耳聋，是无法治疗的。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医生说，药物治不了，但孩子有一点残余听力，可以配助听器，效果好的话可以达到聋而不哑。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家，到家后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肯相信事实。我们又到医科大学总医院，公安医院，然而，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我有点失望但不死心，互联网上有一条消息是山东济南一家医院一位医生从国外留学回国，专治神经性耳聋。我们来到济南，做了检查后，医生说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带着一堆药回家，打针，吃药，药很苦，孩子一看见就哇哇哭，那针扎在孩子身上就像扎在我们心里一样。然而，几个疗程过去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又一次绝望了。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天津市残联聋儿康复中心的报道，我们找到那里，赵明之主任接待我们，说不要再打针吃药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助听器，不要再走弯路了。那样会把最好的康复时机耽误的。就这样我们给孩子配了效果不错的助听器。但是又一个难题摆在面前，孩子还小，康复中心不能收，这时孩子已经两岁了，我们抓紧时间把孩子送到那里，我们一周去看她一次，经过训练，孩子第一次喊出了爸爸妈妈，我们激动的流下泪水，孩子有希望了。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孩子只学会了几个单词，发音也不清楚，我们发现康复中心的教学很封闭，这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时孩子已经3岁了。”

“我的外孙叫赵鑫，是1998年农历2月2号出生的，出生后到7-8月左右我们发现，睡觉时不怕吵闹，和我家小孙子的状况不一样，有吵闹声就醒。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在8个月左右（指赵鑫）去儿童医院去检查测试，结果是先天耳聋，听到这一结论后，对我们心理，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最后听医生说，先天性耳聋再我们国家还没有根本医治方法。我们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给赵鑫去民政局办了残疾人证。经民政部门推荐，去青光私人健儿康复中心，两年的康复中心的生活，消费了5万1千元的费用。为什么两年的消费这么高？因听康复中心老师推断和发展状况，说经他们积极努力，能上正常小学。这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结果事与愿违，最后孩子尽靠我们两个人的微弱收入，维持他上小学的希望。”

1999年的9月26日，我生下了我的小女儿周琪。孩子出生后一切都很正常虽说不上很漂亮，但非常招人喜爱。虽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周琪长到六个月的时候，不幸将临到我们家，我记忆中因孩子发烧打针发生了过敏现象，脸和身上都红中了，吃了抗过敏的药后也就好了。但是很快就发现孩子经常用小手拍打自己的耳朵，我们检查了孩子的耳朵，没有发现异常，既不红，也不肿，过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孩子适应了，也就不再拍打了，但是以后逐渐的我们发现孩子对小声音反映不是很快，将进一周岁了，孩子也不呀呀学语，这使我们非常担心，怀疑孩子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了。于是在周琪一周岁多时候，我们带孩子到天津儿童医院做了耳测听等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孩子是神精性重度耳聋，且不能治逾，我当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因我家人都非常健康，她没理由得这种病。回想起来，也就是哪次过敏让她耳聋。我不相信，随后我们去了卫国道听力门诊，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在那里我们遇到两个老大夫，他们让我们相信科学，不让盲目的的治疗。那样不但孩子受罪，而且，也不一定得到好结果。他们好心奉劝，使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面对这个结果我几乎跌下了一个无底的深渊，眼前一片漆黑。我从医院一直哭到家，问自己怎么办？孩子将来怎么办？听说十聋九哑，她听不见声音就意味着她说不了话，一个这样的孩子以后要怎样生存？我一定要争取，一定要给孩子治病，哪怕把我的耳朵给孩子都行，如果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宁愿和孩子一起**，也不让她在世上受罪。我真是这么想的。现在正常的孩子，都面临着就业的残酷竞争，何况是个残疾的孩子呢？我内心非常痛苦，看到与周琪同龄的孩子，我的心就痛。眼泪不由自主的往下流。最后我带着孩子来到最好的301医院。这里的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大夫说这种病的治愈率几乎为零。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电子耳蜗，费用昂贵，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既没医保，收入又低，很难承受。二是，让孩子带助听器，参加语言训练。让她接助听器听声音，学说话。别错过声带发育的这个阶段，做到聋而不哑，随着不断和医生接触及对这方面的了解，我的心也慢慢的接受了现实，既然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她就有生存的权利，虽然她的世界不完整，我没权利剥夺孩子的一切。现在我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孩子，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为她配了一对奥迪康助听器，每支1560元，共计3300元，也许是功能不够大，带了一年没什么效果。2001年我们又到北京聋儿康复中心研究部就诊，那里的巴重惠大夫根据情况给配了峰力E4助听器，每支7800，共计15600元。根据家里的情况，我们把她送往到红光康复中心，是私办的，所以学费很贵，每年18000元。我们让她在那呆了两年，她只学会了基本的日常用语，但我们考虑到那里的环境是封闭的，孩子接触外界少，为了让她全面发展，今年3月1日我们把她转到天津第一聋校康复部口语班学习，那里老师认真负责，教学水平高，管理严谨，每周有家长学校，好与家长沟通，把学生的情况反馈给家长，使家长针对性辅导孩子。学校还组织好多活动，像舞蹈，手工等，使孩子得到全面发展，只要孩子能够融入社会，独立生存，这就是我们做家长的最大心愿。

（二）家长对待手语学习的态度

家长在选择教育方式的选择上一味地追求口训练，认为口语训练是唯一的办法，对手语存有偏见，认为手语是低级语言，是不得已的最后没有办法后无奈的选择，有很多家长认为手语会毁掉孩子说话的能力，甚至认为孩子打手语丢人、难看，总之拒绝聋儿接触视觉语言——手语是家长的普遍现象。

但是在我们的双语实验中，通过我们的宣传和培训，聋儿的家长都转变了原来的看法，下面是家长和一位聋人老师的切身体会。

我是付尹铭的妈妈，在他两岁多时发现听力障碍，以前总是认为他说话晚，走路也晚，他两岁才会走路，直到有一次我叫他，发现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才带他去医院检查。在儿童医院进行了听力检查，医生诊断双耳极度耳聋。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几乎惊呆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带着孩子去公安医院检查，结果一样，我还不死心，又带孩子去北京，找了一名最有名的大夫，结果还是相同。我绝望了，每天只有对着孩子哭。尤其是看着孩子那天真的眼神时，我感到我的心都碎了，我觉得我对不起孩子，有时甚至想走绝路。那时大家都劝我，要去面对。慢慢的我接受了，并开始积极的帮孩子找语言学校。我又去了北京，中国聋儿康复中心，配了一台助听器。回来后，我们先去了天津聋儿康复中心，观察了几天后，我们又到了第一聋哑学校康复班。学校的胡主任接待了我们，我就把孩子送到了这里。当时孩子还不到3岁，我还有些担心，但几天后，孩子很乐意去。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他的进步很慢，而且不总和别人交流，胆子小，当我有些恢心时学校找到我，向我介绍双语教学，上了这班后，孩子的进步很大，而且很愿意和别人接触，性格比以前开朗多了。现在孩子和我出去玩，每当看见一个新事物时，就会问我，这是什么？现在孩子的进步很大，口语也有很大进步，生活自理能力也有很大提高，记得第一次孩子和我说，妈妈上班买衣服的时候我哭了。孩子终于能开口说话了，能理解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我很激动。在这里我要谢谢双语培训班的老师们对孩子学习上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使孩子快乐的成长，通过实践验证这对孩子的帮助很大，我希望双语教学开办的更好，应该继续开展下去。

我的儿子叫王健，他参加了双语教学实验，双语教学改变了人们理想中的让一个从未听到过声音的聋孩子训练成能够开口讲话的正常儿童、使他们通过口语就能达到和正常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当初我把王健送入康复部的时候，也是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的，可是仔细想想，孩子双耳是全聋，助听器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我们的汉语复杂、烦琐，很多字词的发音和口型都是相近或相似的，单纯凭借看口型让孩子去区分和模仿它们、学习语言是何其困难。而双语教学正克服了这些困难，它最大的好处是发挥了聋孩子的潜力和长处。我很早就发现王健很聪明，他虽然听不到声音，但反应很敏感，手也比一般健听孩子灵活，虽然不能够讲话，却本能的会使用手指比划，也很容易让人理解，我想这也就是孩子的自然手语吧！双语教学就能通过发展孩子的自然手语来促进孩子对汉语的学习。拿口语训练而言，很多时候他们往往是说话还没学会，手语已经非常长好了，当孩子明白手语表达的意思之后，就可以更好地帮助他学习口语，理解嘴里讲的是什么意思，改变了以前那种教孩子上百遍的词语，当孩子学会以后，却不知道是什么、怎样正确的使用它们的现象。所以我很赞同自己的孩子参加双语教学实验。

王健在双语教学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大的进步，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当初我刚刚发现孩子的听力有问题的时候，心里非常痛苦，我是孩子的母亲，是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而我却不能给他一个健全的身体，这让我感到终生遗憾。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他进行口语训练，坦白的讲，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很不理想。在王健到康复部之前，他还只能说“妈妈、爸爸、好”等几个简单的字词发音。而在进行双语教学实验的这段时间里，他能够很快掌握老师所教的词语，有时虽然是语言讲的不太好，但能用手语表达，这样有时在他想不起来所学词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手语来提醒他。手语掌握之后，有些词再对他进行口型矫正，使他很快就能掌握；即使孩子开始时发音并不准确，那也没关系，时间长了，效果就自然越来越好。

　　双语教学对我孩子的最大益处不仅仅是在学习语言上，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孩子性格开朗、活泼了许多，他有了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前他个性内向，不愿和小朋友玩，尤其是那些健听的孩子们，我想这也许和他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有很大关系。现在他可以用手语表达自己，而这些简单的手势又很容易被人理解，即使是那些健听的小孩子和聋孩子相处时间长了，也能理解他的手势，这样他们就能融洽的交往，一起游戏，孩子接触范围扩大了，就能保持积极愉快的情绪，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兴趣、充满好奇。现在他特别喜欢提问题，喜欢问为什么，我认为这一点是最主要的，这有利于树立起他的自信心，培养他的创造力，对他的成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双语班张立晨的奶奶（健听人）：孩子父母都是聋哑人，他爱说，主动和家人交流，特别活跃，一回到家就会把幼儿园里发生的事描述给家长，如：吃什么饭了、老师都教什么了、谁和谁打架了等等。孩子的识字量增加了。孩子的父亲（也是聋人）8岁入学前不会手语，上学后学习比较困难，孩子现在的表现比他爸爸强多了，孩子非常爱联系邻居小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孩子和周围邻居的关系也非常好，周围邻居也在和孩子学手语。

双语班王汉晨的奶奶（健听人）：孩子从小配戴助听器，进行口语训练，但是由于听力损失比较重，孩子听不清，同时又不会手语，自己的想法表达不出来，所以他对语训不感兴趣，也不愿意来。实验后，变得活泼开朗了，回家后把学校发生的事都能表述出来，他有什么要求能表达清楚，心情非常舒畅，每天早晨六点从家出来（到幼儿园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觉得，双语教学对孩子智力、思维、心理和人格的发展都有帮助。

双语班朱琳的奶奶（健听人）：双语前，孩子不愿意来，实验后，孩子愿意来了，在家里给他买的图画书，他也爱看了，他对发音也很感兴趣，经常指着一些汉字问怎样发音。

双语班张立晨的妈妈（聋人）：这段时间我的孩子有很大进步，我小时候未接触手语，开发较晚，上学后和人交流非常困难，学知识也很费劲，我觉得我的孩子要比我幸运得多，希望双语班越办越好。

天津聋校的聋人教师王健：在我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手语的学习和使用成为我学习汉语的有力拐杖。8岁之前（学前）因为我不接触聋人不会打手语。当口语无法表达我的意愿，无法与家长沟通时，我只能自创一些手语用以和家人交流，有自发性手语。进入聋哑学校后，手语开始进入我的视线，我开始和老师、同学学习手语。在“口语为主，手语为辅”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老师在课上用的手语较少，我主要是和高年级的聋人学生学习手语，在课下同学们都用手语交流。在与聋人伙伴的交往中我很容易就学会了手语。

在学习使用手语的过程中，我感到聋人手语形象、生动、易学易用，聋人手语才是我们的母语，因为对我们聋人来说学习汉语口语实在太难了，汉语中的有些字、词口型十分相似，只从口型加以分辨实非易事。而手语来源于生活特别形象、简单，一学就会。手语还能帮助我学习汉语。汉语中有很多近义词，用词解词的方式我们聋人很难理解词义，当老师用手语把词义形象生动地打出来后我们很容易就理解词义了。

从我切身的经历我感到我学习手语学的太晚了，错过了学习手语的关键期，由于在学龄前没能掌握一种语言（手语和口语）影响了我思维、智力的发展。在小学阶段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到中学由于掌握了手语，能用手语帮助学习汉语，学习水平有了一定提高。我想如果我能早学手语，我的智力、学习能力会更好。特别是2002年9月我被调到康复部教聋儿学习自然手语以来，在教学实验中我深深感到手语是打开聋儿智慧之门的钥匙。自然手语的习得不仅能促进汉语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能够带给聋儿生活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政策方面

1990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提出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中国国务院发布1991年至2005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九五”、“十五”计划纲要，将听力语言残疾预防及康复列入国家计划。 1992年与2001年国家分别颁布《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提出积极防治儿童多发病和常见病，重视做好儿童眼、口腔和听力保健工作；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提出要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2002年中国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的《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计划(2002－2010)》，提出开展先天性听力障碍等筛查诊断与治疗的法规；

1994年国务院颁布《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能适应普通班学习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读，并根据其学习、康复的特殊需要对其提供帮助。

依据《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制定的《聋儿早期干预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聋儿早期干预是指对婴儿在出生后3个月内进行听力学及医学评价，并对已确诊有听力障碍的婴幼儿在6个月前实施的康复措施。其内涵包括早发现、早诊断、早配助听器以及早期教育等内容。干预期一般不少于3年”。“我国现有7岁以下聋儿约80万，每年新产生聋儿3万余名。大多数聋儿尚有残余能力，如果能及早接受干预，可以通过听力语言训练得到康复，开口说话。这是一项具有抢救性质的社会系统工程。”

1957年教育部颁布了《聋哑学校口语教学班级教学计划表（草案）》。其中口语教学的要求是：“课堂上教师要用清晰的口型，完整、通顺、简洁的语言讲授教材，学生主要依靠看话来掌握教材”。这个规定对后来的聋校教学及聋幼儿的学前语言训练影响很大。

1984年教育部拟定了《全日制六年制聋哑学校教学计划（征求意见稿）》和《全日制八年制聋哑学校教学计划（征求意见稿）》。在说明中指出：“必须以口语为主导，凭藉课文，合理运用手指语、手势语和板书作为辅助语言手段”。

1993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全日制聋校课程计划（试行）》。在说明中指出“聋校的教学语言应以口语为主，凭借课文，使用手指语、手势语、板书等多种语言形式，使学生在学习知识、形成能力的同时，发展语言能力”。

从上述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关于聋儿的学前康复和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深受“正常化（一体化）”思潮的影响，力图通过口语训练使聋儿回归到主流社会中来。尽管出于好意，这项政策还是意味着，聋儿被剥夺了可以和世界自由沟通的语言。这是造成聋儿家长盲目追求口语训练和拒绝手语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没有给家长树立正确的聋童观。

在中国，聋儿康复事业已经开展了十个年头，但是多年来大范围的语言训练似乎没有达到原来规划的目标。究其原因，除了在听力的鉴定、助听器的配戴、听力和言语训练的理论和方法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外，主要原因是没有把聋人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没有正确认识聋人语言的性质，没有正确认识哪种语言对于聋人早期获得更合适。我们常常提到把“补偿缺陷”作为开展聋教育的一个目标，试图通过语言训练使之回归主流社会。为什么提出“补偿”，这说明人们对手语的偏见和歧视，认为手语是低级的。为了补偿，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定出了宏伟的规划，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实践证明聋童语言训练收效甚微。 在康复训练中，片面追求语言训练而忽视聋儿作为一名儿童所需要的全方面的发展需要。我们首先要把聋童看作是“儿童”，他们有与正常儿童一样的发展权力和需求。如美国的一个法规上这样写道：“要认识到权力不能被一个人的肤色、语言、天生的气质、生理素质、智力、性爱好或财富所决定，它属于个体的人和我们文化中的每一个成员。”聋童的权力并未被其听觉障碍所剥夺，这种权力包括得到适合其自身发展所需的合适的教育。这种“合适”的教育当然是以个体发展为基础，针对其个性、兴趣、爱好、特长、强项、潜能而提供广泛的可选择的教育手段和方法。所谓“合适”的教育有三个特征。一是儿童的积极参与，让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和自由积极参与到教育之中并从中获益。二是以儿童个体的兴趣、爱好、特长为基础。三是儿童能够体验到能被别人认同，能够有同别人相等的地位。

二、社会方面

美国加劳特德大学留学生 贾晓红（聋人）：媒体宣传优秀聋人事迹，在国内电视重点播放周婷婷、杨军辉等开口说话的事例，容易给广大聋童家长一种误导：哑巴只有学会说话才更有前途，看看人家还不是念硕士、读博土的。事实上，周婷婷、杨军辉也一向反对特教学校不顾学生实际，盲目坚持口语教学的做法。

中国残联机关服务中心 姜昀（聋人）：大多数口语族聋人分辨语言能力较差，配戴助听器后正如中国聋人协会副主席杨杨解释的那样“听得见不等于听得明白”。这就显示出不得不学手语的问题。有位聋人问：“那些一味扩大语训康复规模，忽视手语作用的专家学者们，有多少人是从聋童自身出发，实事求是地为聋童考虑？有多少人注意到大部分聋重语训不佳这一严峻的事实？”

手语和口语同为聋人参与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媒介，但对两者重视程度存在较大的悬殊，令人遗憾。究其原因：1.一些相关人员骨子里认为学手语难以造就高素质的人才，认定只有走出聋哑状态、回归健全状态才能培养高素质人才；2.特教领域都是健听人做着研究聋人的特教工作，难免拿自己的感受代替聋人的感受，以自己的观点代替聋人的观点。比如：很多专业人员几乎都会问聋人“你听到了吗？”只要你听得到，就说明你可以进行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事实上听得到不等于听得明白，这是为什么大多数聋童语训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3.个别成功的案例一但被行政或科研机构当做宣传范例就被罩上了“权威”的外衣，一些专业人员的论文一经印成铅字就带上了“科学”的色彩，一些旧人文观（改造残疾状态，回归健全状态等）以新闻为媒体就加上了“客观”的金冠，上百万人读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这里的误导呢？4.有些领导不太懂特殊教育，不亲自下去深入了解实情，被那些自冠“特教专家学者”想当然的论文左右决策。

公共汽车上，两个聋人打手语，美国人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在中国可不一样，人们会像看动物一样地看他们，最好的也就是以同情的眼光来看。” 上述聋人的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之处，但却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些问题。总的来看，从社会环境来看，目前社会存在的对聋人的歧视与偏见，强化了家长、教育工作者使聋儿正常化的愿望，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给希望有一个“完美”孩子的家庭增加了正常化的压力；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聋人就学就业机会贫乏，社会服务不全面对聋儿家庭支持不足，聋儿家长缺乏及时的诊断和教育指导信息，对孩子的教育无法得到帮助，作出恰当的选择；媒体宣传的片面性，一方面过分渲染个别口语训练成功的事例夸大康复成果，激励家长的投入，另一方面对手语的偏见和歧视使手语社会地位低下，普及程度有限，为聋人使用手语带来限制和压力等等，这些都会给聋儿家长造成误导。

三、家庭方面

家长作为孩子最早的教育者，他们自身的素质、观念、能力以及经济状况也决定着他们对聋儿教育方式的选择。多半出于良好的愿望，也由于家长的虚荣心和无知，家长对聋儿身份往往不认同，普遍存在希望孩子正常化的愿望，特别是90%的聋儿家长是健听人，不了解聋人心理和手语，认为手语是低级的语言。由于缺乏对聋教育的正确认识，误认为语言康复训练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漠视孩子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对孩子的语言发展盲目要求。

下面是聋儿家长和专家的一段对话：

家长：请专家们指教：我有一个19个月的女孩，左耳只有DB130，右耳无反应，左耳已配助听器，可孩子反感强烈，该如何训练她的听力呢？有什么办法让聋哑儿童聋而不哑？

专家：作为在聋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一位教师，见到你这样的家长也是无计其数。当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听障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都是：求医——口语训练（非常拒绝手语）——聋校学习（无奈）——令父母失望的孩子（知识水平明显不及听人）。 教育的失败（当然也有成功的，与听人相比）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无力，这也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语言障碍造成的。几乎在每一个成功聋生的背后都有一个十分重视孩子教育的家庭环境，因为孩子的成长和知识体系的形成有很多都是在家庭的无形渗透中形成的。对于你该对孩子采取什么教育方法，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因为知道你孩子的听力并不是很理想），你可以同时发展各种语言，即口语和手语同步。如果单从看唇的话，孩子也许今后能看懂你的多，但看那些不熟悉的外人就很困难了。在孩子学习语言时，不要人为地设置许多障碍（如硬逼着说话），我们听人的孩子在学习说话的时候，也不是你家长只说一两遍就他就开口了的。当孩子的语言在一定时间内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有一天他会突然冒出一两句，直至不断出产。不要因为口语还没有学会就停止手语发展，因为对一个听力障碍情况比较严重的孩子来说，要形成口语的发展和进步是非常艰难的，也是十分耗时的，这样会耽误孩子的许多知识接收和智力的发展，对今后的学习十分不利。我感觉口语对你的孩子可以成为一种副业（或叫兼职工作），如果口语发展的好或许能超越正职（手语语言）。当然，你这个当家长的需要学会一定的手语。 今天暂且说这么些，我知道有些话在我国是一些家长无法正视，也不想正视的。这和我国媒体宣传的误导大有关系。等到撞了南墙再回头，那时已经一切都晚了。以上言论仅供参考

家长：非常感谢，我会努力的。 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从中能发现很多问题。

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农村聋儿的家长，由于信息来源短缺，家长们们茫茫然不知道如何帮助聋孩子。他们往往因为盼聋孩子恢复听力心切，到处求医问药，甚至轻信小报或电视广告，花费上万元，家庭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少数家长也曾经带孩子到规范的医院或省级康复中心求助，配带助听器，但后续指导跟不上，用不上，而且家长也没有能力对聋孩子进行口语训练。不少家庭对聋孩子无可奈何，当小猫小狗养，沟通困难，聋孩子八九岁了也没有机会入学，更不要说接受学前教育。

四、聋人群体方面

聋人自己对手语的态度也影响了手语的学习和运用。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聋人和聋儿的家长讲学习口语看成是回归主流社会的唯一途径。聋儿子又缺少与成年聋人接触的机会，生活中缺乏正面的聋人榜样，长大后很多聋人往往缺乏自我认同，拒绝手语或者认为打手语是丢面子的事，即使会手语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使用，甚至不愿意与聋人交往。

对策和建议

一、确立手语地位，提倡手语早期教育

我国缺乏对聋儿及其家长进行正确指导的社会服务机构。国外能及早发现这类孩子，并给予口语或手语等多项指导，达到早期开发智力的目的。而我国的宣传，仅局限于口语训练，而这种训练只对少数具有残余听力的聋童有效，对大多数重度聋或全聋的孩子来说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双语概念并非要聋人同时学习两种语言，而是先学会一种语言，再借助第一语言来辅助学习第二语言。实际上就是哪种语言先让聋童获得的问题，这应该根据各人分辨语言的听力情况决定。

聋童的父母如果是聋人，该聋童在聋校一般都比较聪明，这是国内外聋校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家庭双语教学成功的范例。因为，聋人的聋子女从小就处在一种语言环境中，智力和语言都得到充分发展。只是他的第一语言是手语，等到他进人聋校后就能顺利地学习第二语言即有声语言（口语和书面语），自然比一般聋孩子更容易接受聋校教育。健听儿童借助口语学习书面语，而聋童借助手语学习有声语言，这样就容易达到和健听儿童相当的知识积累。

大多数口语训练微效或无效的聋儿可先学手语，且学习手语应在三岁前进行。健听儿童学习语言不也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吗？所谓双语教学简单地讲就是运用第一语言来学习第二语言，其目的是使聋人娴熟准确地借助手语辅助学习掌握第二语言—一本国语言（健听人语言）。挪威、英国等国家的聋童学习手语就在呀呀学语的幼儿期开始，既抓住孩童学语的最佳期，又适时地开发了聋儿的智力。那些国家聋人教育是儿时重聋儿手语学习，高年级阶段则重手语和口语的同步学习和运用，这样数年下来，学习成效与健听人相当。

聋教育的难处源于手语早期教育落后，这要求我们对早期诊断、分类施教给予高度重视。医疗机构在确诊孩子听力障碍后，应向孩子的父母详细介绍孩子的听力损失程度（包括分辨语语言情况）和治疗可能。尽快将有不同听力的聋童区分并施以不同的教育。对大多数基本康复无望的聋童，应向其家长们介绍即时学习手语的必要性，使他们摆脱对语训的盲目追求。培训机构也应根据聋重的具林情况，提供包括手语学习、听力语言康复培训等，帮助家长尽快学会与聋童文流，并施以科学的教育。

目前，国内各地手语各行其是，千差万别，词汇量极其贫乏，缺少严密的语法系统和逻辑结构，已有的“通用”手语主要由健听人所编，只考虑到了口语教学的片面需要，缺少对聋人自身特点的考虑，手语词典枯燥单调，手语录像死版无表情等等。因此不被广大聋人所接受，导致中国手语多年来难以统一。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将各地高素质聋人汇集起来，与手语研究人员合作进行系统的手语研究，还手语以生动形象的本色。

二、完善手语体系，填补聋童手语早期教育的空白

1．研究聋人手语：目前，主要是健听人在做聋人手语研究，所研究的手语无从体现聋人特征、聋人文化，难怪聋人们对其成果不屑一顾。您健听人研究您的，咱聋人打咱的手语，各行其道。着急的大概只有我们当教师的，聋人学校必须依第一语言——手语作为教学媒介来教聋生第二语言——汉语言。我们偌大的国家到了要将各地高素质的聋人们汇集起来，为我国聋人手语发展做点事情的时候了，研究聋人手语的结构特点，制作特教师范手语教学的形象资料等等，让生动形象的聋人手语走进特教校园。

２．建立手语培训基地，设家长手语培训班、手语培训学校等。抓住手语渗透的源头——家长、学校教师、残联工作人员等，进行手语培训，让手语使用者的手、眼、眉毛和嘴角，以及身体都活动起来，提高手语传导者的手语水平，使手语聋人化。聘请一些有较高文化素质、有丰富的手语表现力的优秀聋人朋友，走进课堂，亲临执教，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手语培训体系和手语等级考核制度，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聋人手语教师队伍。

3．大力开展双语教学，创设双语环境：在特教师范院校普及双语教学理念，建立双语学前班，研究拓宽双语教学的内容，营造学习手语的良好氛围。使聋人在家庭、学校都能通过自己的母语感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并得到整个社会对聋人文化和聋人手语的认可。

手语的发展，无形中已成为聋童个人发展的一种必需条件，不可或缺，只有发达的、适合聋童自身特点的手语系统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特教工作者、残疾人工作者自身应精通手语，了解以手语为代表的聋文化，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应尊重手语、承认手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地位。这是手语翻译成为一门专业和专门职业的保证，有利于手语研究兴旺发达，在聋较乃至全社会创造融洽的手语环境。这就要求社会各相关机构协调合作，在各地建立手语培训中心，加强手语翻译的培训和认证工作等等。

三、重视研究、宣传聋人的群体文化

“文化”这个词指的是一群有着自己的语言、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传统的人通过学习形成的行为。聋人文化是听力丧失而形成的他们特有的文化，这代表了他们特有的习惯和行为模式。聋人文化表现为聋人群体有自己共同喜爱的交往方式，有一种对自身价值观的理解，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传统。在这个群体中，有自己的归属感和自豪感等共同的心理素质。聋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并在需要的时候维护这种权力。 聋人文化包括聋人语言、聋人行为、聋人习惯和聋人个性等几个方面。

四、调整特殊教育的政策（略）

总之拒绝聋儿接触视觉语言——手语是家长的普遍现象!

对于这一条,我深有感触啊!

请问：这篇调查报告的调查了多少位聋儿家长？什么地方的？调查方法有哪些？

文章提到了参加天津双语班的孩子家长，他们与一般的聋儿家长一样吗？ 双语班对这些家长进行培训和提供服务，产生了什么效果，也就是孩子上双语班前后，家长对聋孩子的认识有变化，这说明双语班的家长经过培训，认识有所提高。应该介绍一下家长所接受的培训内容，而不应该在文章里还把双语班聋儿家长和一般聋儿家长混为一谈。聋儿家长需要接受培训的。经过培训的家长和没有培训过的家长，家长在培训前和在培训后的认识和态度等，这些需要很好地分析比较。

聋校和社会为聋儿家长和普通市民提供的培训、支援、公益服务太少，以后要改进的。

这不是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而是就一些现象进行了分析，重点是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从而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文章中学校的家长都是经过双语培训的，培训前后对手语的认识确实有变化．不仅是家长，就是聋校的老师也是一点一点接受的．我们十分重视对家长的培训，每周都办班，已经坚持５年了．但是国内体制是有限制的，我们只能干符合学校职责和能力范围内的事．谢谢指导！

这不是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而是就一些现象进行了分析，重点是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从而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文章中学校的家长都是经过双语培训的，培训前后对手语的认识确实有变化．不仅是家长，就是聋校的老师也是一点一点接受的．我们十分重视对家长的培训，每周都办班，已经坚持５年了．但是国内体制是有限制的，我们只能干符合学校职责和能力范围内的事．谢谢指导！

　　对策和建议很完善，每点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不求都做到，只做一点都是对聋儿的关爱．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共同热爱着的聋儿努力吧！

太好了，

楼主，不知道是否方便发一个完整的论文给我？szypgjf@126.com

多谢多谢

上面的材料基本上就是完整的了．称不上论文，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罗列的材料．多谢抬爱！

很务实的分析。

我也是做双语教学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知道在中国当前的聋教育中要推广这样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真正的聋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不能聆听聋人自己的心声？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聋人的地位目前还不高，可以说他们大部分人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这些，也是大部分家长急于想摆脱“聋”的原因之一吧。看看聋儿网里家长活动的帖子，对于他们的心态，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能怪他们吗？

如果有一天，人们真正能理解到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不是一种残疾，而且，聋人在社会上能得到真正的平等和宽容，那么，家长们的心态将会有改变——他们会认为，哦，聋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聋就聋了，没什么的。

不管怎么样，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在此支持楼主一下下。并继续关注后续介绍。

呵呵,草,这个帖子我也复制转走给那里的家长们看,还在那个网址.谢谢.

非常支持双语教育！为什么我们宁波地区的特教这么落后？

分析报告很有价值！

真是好文章！太需要推广了。

家长起码要做到：

1.不盲目求医问药忘了语言康复。医生不能昧心肠对聋儿来者不拒，治疗不好要及时告诉家长让孩子去语言康复中心。

2.做人工耳蜗要谨慎，不能一刀下去康复效果不好但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

3.不敌视手语和聋人文化。让重度聋孩子在聋人世界中尽可能发展得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