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朱永新老师的报告,和干干\铁皮聊天,无不感到他们渊博的知识和见识的通透,这当然得益于他们读书学习的通识观念实际行动.近来干干等又有通识讲座,我们这是读书的栏目,似乎应该在这里开个关于通识的讲座,大家根据自己的见解,也通识一番.

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发给斑竹,不记名发表,大家看,既是通识讲座,一时半会不会完.可以记段或者确定一个最后时间.呼声最高者视为擂主了.本人愿意为擂主及其三五好友提供五台山\恒山\云冈石窟若干日游.

一起学习，共同读书。

举双手！ 期待。

提：））

捞到这么一篇.先编号为TS001吧.

洋奶哺壮为谁言

自2007年4月以来，中国媒体关于娃哈哈与达能的商业纠纷报道越来越多，双方互指违约，且都振振有辞。7月19日，娃哈哈集团与沈阳陵东实业发展总公司在吉林和沈阳两地法院分别起诉达能方面向当地合资公司派出的多位外方高管有违协议；19日达能公司也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宗庆后在担任合资公司董事长期间，未经合资公司同意，另成公司，侵害了合资公司的利益。 对于宗庆后的行为，有认为乃是民族品牌的突围，达能在华垄断经营行为应该受到指责。然而，自达能意欲强行并购娃哈哈与达能合资以来所成立的新公司消息公开化以来，国内主流媒体更多的是在隐射、指责宗庆后违约和利用民族情绪破坏市场规则，而宗庆后的“申辩”则被大多数评论家忽视了，甚至成为了他们攻击宗庆后的把柄。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和金融界、和讯、管理资源网等专业网站转载的近300篇报道中，超过一半是围绕《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展开的，100余篇评论文章中，重点讨论合同纠纷的亦接近50%，且超过一半的文章明确认定宗庆后违约和试图利用民族情绪、破坏游戏规则。　　

宗庆后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第四天，达能亚太区总裁范易谋（Emmanuel Faber）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当时的一句话成了一些媒体灵感的源泉：“一个以民族品牌保护者自居的人，却被媒体发现在避税的处女岛另外注册了一个集团，并让其持美国护照的女儿担任法人代表。以这种方式操纵舆论，宗先生让每个人都觉得尴尬。”随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调查宗庆后一家身世的帖子：宗庆后夫妇已经移民加拿大，女儿已是美国人，不仅宗庆后没有资格扛起“民族品牌”的大旗，而且他正在变成“汉奸”，因为他试图完全控制娃哈哈，而他完全控制娃哈哈之后，娃哈哈显然已不是民族的了。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中旬见报的一篇以《“娃哈哈;达能恩怨”源头调查》为题的文章，以“‘达能抢购娃哈哈’事件继续升级”为由头，对宗庆后如何利用改制一步步实现娃哈哈“私有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娃哈哈牵手达能之前，已经在利用娃哈哈美食城操作娃哈哈集团的“国退民进”，当初宗庆后之所以同意达能介入，主要是为了求解哈哈美食城资金的燃眉之急，但是时至今日，因为达能的“逼宫”，反而中断了娃哈哈集团的私有化之路。

稍后，《第一财经日报》一篇题为《西部传说：娃哈哈贡献了什么》的文章又以宗庆后一句娃哈哈当初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但遭到达能漠视为切入点，对娃哈哈的“西进运动”提出了质疑：“娃哈哈支援西部开发、支援三峡库区的动机便真的那么单纯吗？”作者以娃哈哈投资涪陵的项目为例，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娃哈哈是来搭三峡工程的顺风车捞钱的，虽然当初合同规定的承诺基本得到了兑现，但原来一些当地管理人员降职、“没招多少移民固定工人”、临时工没有社保亦是不争的事实。其他如披露宗庆后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绿林习气浓厚的文章和报道也被竟相刊出。 媒体这种“合约被作为了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就是真理吗？即便合约违背了作为更高原则的国家法律和公正精神，合约也不能变更吗？南方某知名媒体5月中旬发表的一篇题为《宗庆后：披着狼皮的羊？》的文章说，从某种意义而言，资本方与经营者的角色冲突与混淆“非宗庆后一人所独有，而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代的创业者们所共有的某种特质：在突破过去的荒谬规则而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他们也深深地打下了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烙印，甚至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竞争下所重建起来的信用与规则体系”，进而推导出，宗庆后是一只蔑视一切规则、“披着狼皮的羊”，即违背了“狼道”（资本规则），试图掏空另一位合作伙伴的口袋，又违背了“羊道”（职业经理人规则），另立山头进行同业竞争。7月中旬北京某知名财经杂志刊发的一篇题为《从娃哈哈事件看中国企业信用》的文章。对中国商人缺乏“合约精神”表达了深沉的担忧，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尽管那份合约（达能与娃哈哈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存在诸多鄙陋，而且不受相关法律保护，尽管在法律空隙中，可以寻找到不少运作之道，从而保证打赢官司，但那是一个中国商人与一个法国商人之间的约定。对自己的约定承担责任，信守承诺，或许是中国商人最起码的自尊和良知。”

媒体对于政府干预也被普遍视为“破坏了市场规则”者。如6月中旬上海《东方早报》一篇题为《宗庆后的失误，还是由他自己埋单吧》的文章。通过表达的对法制精神的高度尊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能与娃哈哈的）合同并不违反当时的中国法律，既然已经由合资各方签署，也就具备了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不适合现在由中国政府部门出面干涉，强制废除或中止这项条款……我们不能用我们政府和法律的信誉去为一个企业家的失误埋单，娃哈哈这样一个商业品牌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政府和法律的信誉相比，更不用说这样一个商业品牌仅有20年历史，还远远不足以如同茅台、宣纸等那样成为国家或地方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稍后，《广州日报》发表的《娃哈哈事件的理性解读》一文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发生企业纠纷，政府姿态成为解决问题的风向标与关键，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健康、非理性的。”且由此对两天前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批评一些国外报纸以娃哈哈作反面教材，抹黑中国的言论提出了质疑：“假设宗庆后出尔反尔以及欲擒故纵等大戏尚不足以构成日前高副部长所批评的‘投资风险’的话，那么这一批评本身恰恰成为一种致命投资风险，即政策风险、行政风险。这比市场的千般万股扯皮更有杀伤力。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抹黑’，就不能擅自以行政身份独断黑白。”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就是不合潮流的吗？《董事会》杂志6月发表的《警惕企业自身沦为市场规则的破坏者——从娃哈哈喊冤看市场秩序维护》一文便认为：“达能对娃哈哈提出并购要求，完全属于企业的商业行为，达能认为自己是按合同办事，从契约角度自当给予保护。娃哈哈自感从合同角度自己理亏，便以洋人设陷阱欺负国人为口实，拉上国人垫背，轻则不够厚道，重则违背法治精神，也不符合大企业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水准。”作者进一步认为，是否民族品牌与国人无关，国人应该关心的是企业是否形成了市场垄断，“任何有助于竞争的并购，有助于消费者享受高品质、低价位、高性价比的并购，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参与并购，都会受到消费者欢迎”。　

　《金融时报》中文版专栏作家吴晓波以老交情但不得不说的口吻写道：“宗庆后之诉求颇有可商榷的地方。因为，自始至终，达能并无大错。当年协议白纸黑字，如果真的埋有‘机关’，也只好怪自己眼睛不亮，怎么可能有推倒重来的道理。而试图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推动其事，则更令人担忧和不应该了。饮料行业早就是一个完全竞争领域，国家政策并无保护之必要，一切愿卖愿买，按娃哈哈与达能的状况，不可能存在恶意并购的前提。在这样的领域里，也以‘民族大义’的名义呼吁保护自卫，则有点贻笑大方，视天下为无人了。”

 媒体以及中国精英的这个论调，到底是什么性质呢？那还得从达能在中国市场上的“作为”说起。 达能公司原名BSN，最初做玻璃制品，现在是欧洲第三大食品集团，主业是饮料、乳制品和饼干。2006年达能集团全球销售额140亿欧元，中国14亿欧元，计划2010年在华销售增长20%。该公司将并购作为其扩大市场份额基本手段。 20年来，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已收购娃哈哈39家企业51%股权，乐百氏98%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权，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汇源果汁22.18%股权。还在乳业收购了蒙牛50%股权，光明20.01%股权。这些企业都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是行业的排头兵。其中乐百氏品牌已基本退出市场。达能还有将中国豪门啤酒厂等收购后再高价卖出的案例。 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一下达能的并购案例，看看达能是如何在中国扩张的。光明牌鲜、酸奶均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光明乳业上市前，达能持股3.85％，当时达能同意光明的两个品牌使用“达能”商标与外观设计（至2011年9月）。光明曾违约在别的菌种上也使用“达能”商标，达能一直不表示异议，等光明股改时才以“违反协议”为由，要挟增持股份，否则起诉。这样达能如愿以低于市价1/3的价格增持光明股份达20.01％，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2007年2月，达能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将所持汇源果汁的股份由22.18%增持至24.32%。汇源随即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额外发行了6000万股，再将达能持有股份稀释到21.3%，华平、荷兰发展银行、香港惠理基金所持股份也相应稀释到8%。 而娃哈哈公司是1987年，由42岁的宗庆后带领两名退休老师，依靠14万元借款创办的。其前身是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2007年娃哈哈成为全球饮料业第五、中国第一大企业，在饮用水、八宝粥、乳酸奶的市场份额多年保持第一。2006年，中国的饮料市场达3000亿元规模，娃哈哈产量558万吨，营销收入187亿元（比上年增33%），实现利税32亿元（增48％），利润22.29亿元（增47％）；全国铺货率70%。 1996年，娃哈哈上市未果，与香港百富勤投资合作，百富勤介绍了达能，三家出资4500万美元，组建5家合资公司，生产以“娃哈哈”为商标的纯净水、八宝粥等，商定娃哈哈占49%股份，达能、百富勤共占51%。但签约时，达能与百富勤使用了他们在新加坡共同设立的“金加”投资公司名义（娃哈哈事先不知情）。1997年，达能在境外悄然收购百富勤在金加的股份，轻易获得娃哈哈51%股权。 达能立即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被国家商标局拒绝。 娃哈哈与合资公司签订了由达能草拟的“商标使用合同”，实际上是变相的商标转让协议。合同规定商标使用许可期限与合资合同一样长达50年，娃哈哈使用自己的商标须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等于剥夺了娃哈哈集团对自己商标的所有权。 尽管达能绝对控股合资公司，但娃哈哈与达能有约在先：合资公司品牌不变、董事长不变、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不许辞退。 由于达能不支持合资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口支援革命老区、贫困区、三峡库区，西部大开发等投资”都受到制约，1999年，宗庆后建立了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职工集资）公司，同样使用娃哈哈品牌。2006年，非合资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利润10.4亿元。 2007年3月，达能根据“商标合同”提出以40亿元收购娃哈哈所有的非合资公司51%股权。达能已经在中国饮料行业前三名实行控股，如果此项收购成立，达能将在该行业形成垄断。

 达能与娃哈哈的商业纠纷由此展开。 事实说明，达能通过并购中国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并购后，尽力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清洗中方创业者，弱化、冷冻民族品牌也是事实。2000年，达能收购了中国饮料第二位乐百氏。而乐百氏1999年的销售额还达20亿元，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并购后，原领导班子很快走人，新的领导班子在达能介入下成立，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乐百氏品牌不断衰落，茶饮料、乳业产品已基本退市，原来国内销售量第一的桶装水不断萎缩。2005、2006年亏损均达1.5亿。企业大规模裁员。这样乐百士的市场份额基本给达能相关公司空了出来。 达能控股上海正广和后，正广和的经营也是每况愈下。这些难道媒体晶莹们看不见？ 那么，国内一些人为什么会显得如此“宽容”，以所谓的市场原则否定外资并 购中的民族意义呢？ 　

巧的是，仅仅是两年前，本次事件的主角——达能，也面临了一次并购风波：美国饮料巨头百事公司有意收购达能。消息传出后，整个法国上演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达能保卫战。上至总理，下至媒体、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力挺达能。让这一收购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仅仅两年后，曾经的猎物，变成了今天意欲强硬吞噬竞争者的大象，竟在实施吞并的国家赢得了舆论界的广泛同情和声援。 当初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法国人自发起来保卫自己民族的品牌？而又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人保持了惊人的“冷静”？甚至手握道德大旗，四处讨伐“经济民族主义”？难道中国人比法国人更具有了国际化意识？知识界与媒体高调打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姿态后，传达出的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信息？

2005年，7月初，法国著名商业杂志《挑战》披露说，百事集团准备斥资250亿至300亿欧元，以每股92至120欧元的价格收购达能。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立即表态：必须警惕“外国资本控制法国企业的危险”。“我不想评论金融市场上的传言，但是，因为涉及一个像达能这样的法国大型公司的问题，我和政府一样，保持着特别的警惕和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三天后，达能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里布回应媒体说：“希拉克的讲话非常重要。几家大公司正在成为并购的目标，如果哪家不小心，便可能落入外国资本手中。” 7月20日至21日，法国政界、媒体和社团纷纷表态，对百事形成了强大的压力。7月20日，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发表讲话说：“达能集团是法国工业的一颗宝石，我们当然要捍卫法国的利益。”政府会支持“保护达能的利益和阻止达能更换国籍”。当天，《共和报》、《费加罗报》、《回声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高度关注有关百事收购达能的传言。

《共和报》直言了当地宣布：“我们都支持达能，为了保卫百事想要吞并的法国食品集团。”《费加罗报》则以《恶意收购：四个关键问题》为题，称百事为“入侵者”，质问政府“会动员何种手段来阻止百事公司或者任何其他入侵者”，而且极为煽情地说，达能现在面临的威胁“唤醒了一段糟糕的记忆——法国制铝工业的珍宝Pechiney从灵魂到实体的消失”。2003年，法国铝业巨头Pechiney被加拿大铝业公司（ALCAN）收购。 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尼古拉斯萨科齐接受法国著名的《世界报》采访时更是强硬地宣称，如果对达能的恶意收购确实存在的话，“公共部门应该与包括存款与信托金库在内主要股东一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和动员它们的影响力，以阻止对手的攻势”。法国社会党主席弗朗索瓦霍兰德与萨科齐持的观点类似：“有必要动员公共与私人资源：银行、存款与信托金库、某些私人股东，以及各种协会。”霍兰德补充说：“需要让可能的购买者明白的是，它们不是受欢迎的。”

法国朝野两天的口诛笔伐取得了效果，7月25日，百事一改20天前的暧昧态度，明确告知法国市场监督机构，他们目前不准备收购达能集团。受此影响，达能的股价应声下跌了7.5%。但法国人至少暂时保住了他们工业的宝石。“7月达能保卫战”获得了胜利。 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正当法国朝野力保达能之时，一些法国媒体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可以拯救达能的欧洲“白衣骑士”，他们一致比较认可的是总部设在瑞士的雀巢。而事实上，除了总部设在欧洲大陆之外，雀巢未见得比百事更像一家“欧洲公司”，因为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欧盟法律规定的“共同体优惠”原则不适用雀巢；此外雀巢与达能存在严重的业务重叠，尤其是达能最重要的业务乳制品和矿泉水，一旦雀巢收购达能，很可能构成对欧洲乳制品和矿泉水业务的垄断。一位达能雇员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百事收购达能时的回答或许可以解开个中疑问：“谁都行，除了美国人。”

一场合法的跨国商业收购引发一场法国全民族的品牌保卫战，不正是与法国人强烈的民族品牌意识和文化特性密切相关吗？ 法国商业报纸《回声报》7月20日的一篇报道评论说，法国人反对百事收购达能既有担心百事入主后会改变雇佣政策的成分，亦有担心会改变法国人消费习惯的因素，而且极富煽情地写道：“达能是法国的花朵之一，亦是法国人的骄傲之一；一个拥有近9万员工的乳品产业巨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婴儿们是吃着达能牛奶，喝着达能水，然后再吃着达能蛋糕和达能酸奶长大的。”另一份著名的报纸《Le Journal de La Haute-Marne》则分析说，法国人反对百事收购达能折射出了“法国社会模式”与美国的“过度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法新社据此评论说，此番言论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不久法国人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时的情景，当时法国人之所以对条约说“不”，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和拒绝被许多人指责为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主义或者市场驱动政策的东西，充分反映了法国人对身份认同和全球化影响的担忧。

外资并购究竟是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跨国企业在中国跑马圈地，思路非常清晰，他们像狼群一样有规划有步骤：跨国实体企业，负责资本运营的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如麦肯锡等，负责财务的四大会计事务所，“这些组织和机构各司其职，有打前站试探市场的，有主攻部队，有后勤支援，有侧翼掩护，形成一个表面松散但又紧密相关的生态链条，全方位与你竞争，最后实现对竞争对手物理上的消灭”。 当下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众多优质企业，都面临着资金、技术、全球市场等“成长的烦恼”，如果这个门槛迈不过去，困局无法摆脱，转而都被跨国企业控股或收购，丢掉市场，丧失品牌，最终一股脑儿把自己的控股权卖掉，这绝不是单纯的市场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的本质层面，被击败了。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秘书长王巍表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跑马圈地，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关注国家经济安全还有更深的层面：那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现在纷纷开始到海外上市、投资和并购，所聘请的投行、券商、财务顾问、律师、会计等金融中介机构，都有外资或跨国财团背景。别以为高盛帮你承销了证券，摩根和美林把你整上市了，你就认为这些财务公司成你哥儿们了。其实这些大型金融中介机构，恰好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那些跨国公司，有着悠久和密切的联系，这中间的巨大风险才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整体战略。

 简单考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行做法即可说明问题。如美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很早就开始了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立法，以防止外资通过并购控制国内行业、实施垄断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如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美国国会和政府多次对中国的商业收购层层设限，动辄动用否决权；就在达能与娃哈哈争执不下的时候，印度政府正在审查达能与一家印度公司的合资企业试图成立新合资公司案，印度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达能计划成立的新合资公司同达能与印度Wadia家族共同控股的Britannia存在同业竞争，因而要么达能斥巨资解散现存的企业，要么停建新公司。由此观之，通过立法限制外资恶意并购已是国际潮流，绝非一般的商业行为那么简单。 此次达能与娃哈哈的商业纠纷突显了中国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等问题。外资惯于利用中国企业急于发展的心理，在合同文本上设圈套。品牌是原则问题，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达能的合资意在利用娃哈哈强大的营销网络，拿下销售网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即使有其他品牌出现，也会被它打垮。引进外资是为解决资金和技术缺口，但娃哈哈与达能合资10年的经验说明，“市场换取技术”是一厢情愿，达能在资金上的帮助也不明显。

那么我们的媒体在跨国公司的并购的案例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士很容易在脑海中浮现一个词语：买办。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媒体精英以及经济甚至政治精英，不自觉地扮演着买办的角色。用鲁迅的话说乃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面对源自西方的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尴尬和危险：强势的西方普世主义话语体系一波接一波滚滚而来，尚未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看清楚，另一波浪潮又迎面袭来，因而发展中国家许多知识分子接受到的往往是破碎的、被抽掉“良心”——民族本位与国家利益——的知识。一些人所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不留神就变成了“洋奴”。新生代无条件认同西方文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我们无意反对全球化，因为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凌志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一书所言：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不是你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白：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本位与国家利益没有弱化，而是变得更加复杂。 公司并非是纯粹经营行为，其后不可否认地具有民族特性与文化意识，经济也并非是纯粹市场行为，其后不可否认地具有阶级和国家意志。中国的经济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拿来“资本主义”边用边适应，但是既是资本主义，就要以资本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本能。而利益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个利益的问题，但是这个利益偏向哪一方，似乎就有阶级问题，贫富分化是全球问题，一方面是国家内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是国家与国家间的贫富分化。达能们的收购，击垮了民族企业获得利益的可能，利益向发达国家倾斜。而我们的政治诉求即是人民当家做主，普遍的大多数的人过上好日子。

而我们的精英确实忘却了传统，忘却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的集体诉求，反封建，反侵略，反内战，我们经历了100年的战争，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东欧、苏联已经解体了，在这个世界上，以穷人幸福为政治诉求的国家不多了。我们应该明白，经济之后事实上有政治，精英们如此大规模的为达能们叫嚣，事实上就是资本在叫嚣。由此可知精英们的教育缺失国家利益、民族特性和良心那是非常危险的。基础教育的应试倾向，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的乃是一堆空洞的知识，尤其是人文学科方面，标准学习，教条讲解，既没有乡土化、本土化，也谈不上民族化。他们推理能力极强，却缺乏人文关怀；他们有世界眼光，却不知道民族特性。等留洋镀金归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该帖子于2008-2-27 9:06:26被 日出东南 编辑过

TS001

素质教育之母

我们不必为素质教育定义。

要实施素质教育，必得教，即使是实践教育，如师傅带徒弟，也跑不了教育者的影子，既教就有方法，我们明白，灌输是非素质教育。而我们的教育偏偏就是事实上的灌输。

“灌输”一词，其来源据说是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在农业社会产生，需要灌输，需要打开脑袋往里灌，此后，共产主义思想一统天下之后，此一作法被不恰当地运用于各个领域，教育是重灾区。现在，中国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是服务而非领导，所以，教师作为至高权威主宰的满堂灌式的教育正受到二十面的围攻。灌输的核心是权力意志.无视教师学生的休息时间,无节制的练习\考试都是表现.

明白了何为非素质教育，就可以谈素质教育了，一般来说研究性的、对话式的、案例式的、实践性的应该是素质教育，因为这些教育模式其目的不在一种抽象的东西，如某一次测试什么的。 但是一线教师都知道，这些教育模式一般并不能轻易地去实施，因为，它们缺乏最基本的理念、常识支撑，它们都是没妈的孩子，那么，它们的妈是谁呢？

这些孩子是保育院的，它们的妈妈不止一个，我们得好好数一数，可以拿出算盘甚至计算机，因为它们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不过，我们也可以找出比较直接的妈妈。比如，十月怀胎生下他们的、给它们喂奶的、逗它们玩儿的等等。好了，现在就可以慢慢的数了。 第一位我认为应该是平等。这平等的含义似乎人格上的就不必多说了，还有一个角度似乎可以提一提，就是宗教意义上的所谓的生命体。比如信教的人相信我们大家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上帝的孩子，当然没有优劣之分了，所以都是平等的，都是可敬畏的。这一思想并不是认识到了就会表现在行为上，是需要去实践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体验，不断的磨合，才能身体力行。当然真正信教的人一开始就有平等观念，可是中国人偏不信教，半路出家的就得实践了。其实对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有一句土话能给我们启示：都是爹娘养的。百万富翁、穷光蛋，天才、白痴，首长、农民，老师、学生，都是他妈十个月的辛劳，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人格上没有区别的。这样理解，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就不至于总是侮辱或体罚孩子了。

第二位是谁呢？应该是民主了。这“民主”事实上应该是孩子们的姨姨，因为，既是平等的，就可以自己作自己的主，所以说姨姨也是可以的吧，而且，这个“民主”是天生的，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的。如果学生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和严重践踏道德，我们都应该尊重。老师常说，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其实领导批评老师的时候也说，这不都是为你好吗？或者说，为了上大学，你就听我的吧，或者也说，不听我的，将来你会后悔的等等。但是为别人好，也不能不考虑对象的感受、认识或者人格尊严，打个耳光，给100块，守财奴都不情愿，因为那是侮辱；如果上大学，让一个学生失去自我，人格分裂，精神崩溃，那就不应该强求学生非上大学；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可能觉得自己是在按别人的思想生活而痛苦不堪，那你就不必做先知先觉。民主虽然没有专制高效，但它是人道的，是可持续发展的。 第三位还是一位姨姨，而且是一位小姨，那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之后只能是自由了。比如公民有生存自由，即使市井赖皮，他生活无着，国家都得给他底保；公民也有人身自由，公安抓了人，都有时间限制，超时就是犯法；当然公民也有言论自由，就是一个小学生，他同样有听不听的自由，说不说的自由，做不做的自由等等，教师岂能以师道长辈压迫之？。教育或者教师把这三个妈认清了，教育也就快合人性了。 在当今商业社会，教师这个职业越来越庸俗化，有人将之等同于菜场大妈和顾客讨价还价，把学生当商品，这就不是那三个妈妈可以解决的了，正好第四位妈妈已经急不可待了。好第四位妈妈闪亮登场：有请正义妈妈。

其实，它早该自己跳出来了，因为这个世界，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吗？哪个老师心里没有几箩筐素质教育大道理，可是一到讲台上，便被考试吓破了胆，就被组长吓破了胆，就被领导吓破了胆，于是他的教育主张就乖乖地投降了。这时，正义妈妈该上场了：一，学生必须可持续发展；二，教育是经国大事，非应试一端；三，老师是独立的，领导干预教学是违反教师法的.举起这几把剑，应该可以所向披靡了吧。 第五位出场的该是博爱了。这是一位慈祥的妈妈，保证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蓝天。其实当今的教育，老师不有意戕害学生，就达到这一目标了，因为哪有乳母不爱儿。 最后，我们还要请出真善美来，想大家没什么意见吧。说到底，我们应该自己意识到我们这些老九是在干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我们所需的这些观念都是哲学性的，而且是系列性的、整体性的，这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你这么想了，有做不好的事吗？即使是后山之民，也可教化。

该帖子于2008-2-27 9:07:00被 日出东南 编辑过

TS001

只有一个上帝

这几年俺们中国算是沐着了新世纪的阳光了，一向信奉“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信条的人们，开始争着往教堂跑了。似乎在关心天庭地狱等超级未来的事儿了，而且也颇有一些青年男女的大红喜事要教堂披“袈裟”的洋和尚来

主持，可见，上帝也已经开始干预我们的现实生活了。

还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个二大爷，有人给做媒，双方看过后，都挺满意，但是女方是信教的，人家声言，要想成亲非得二大爷信教不可，二大爷一家确实看上了人家，于是就领洗了，于是就皈依了上帝，吃饭睡觉，逢礼拜什么的，嘴里都念念有词，村里人知道二大爷的信教，仅止于讨媳妇，于是人们一见二大爷就讲“天主圣母玛利亚，背上媳妇去哪里呀。”

这几年，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奶奶是教堂里养大的，从小在德国神父的指引下，那是真信，德语拉丁文都不含糊，自然更对上帝格外感恩，要求我们也信教；奶奶一辈子毫不含糊，除了生活严格按照教规外，我们给她的钱物，大多都捐给了教堂，所以，我虽未领洗，有空也经常去教堂看看，也仅仅上那儿看看。所以我们那个地方的教友，也大多认识，多数信教的人，是觉得信教可以治病，当然老人居多；有些小的是受了老人的胁迫似乎是在信教，如我妹妹在上高中以前，经常是和我奶奶一起上教堂的，等到高中了就怎么都不肯去了；还有一部分老人、中年人，大多是近几年来，咱们国家发展太快，在农村出现媳妇专制婆婆公公的惨状，最后两败俱伤，走进了教堂，落得个安宁。我们村有一户人家是典型的好人，但是取了个媳妇太厉害，不光结婚的时候把婆婆家洗劫一空，结婚一年，采取土匪手段，取得家庭经济领导权，三年，法西斯统治已经非常巩固了。婆婆因为儿子，也就认了，只可在教堂念耶酥，图个清静，村里人自然是讲公道的，群体而功媳妇，媳妇也很没脸面，渐渐的和她交往的人几乎没有了，她也觉没趣，可能是有了孩子，也懂得点做人的道理了，总之，不管是装装人，或真有悔意，反正和婆婆走到了一起，信同一个上帝了。 宗教在中国的兴盛，不光是政策好，信的人多，这几年，教会里还有产业。我们那个地方一个教堂里的的小神父——年龄小——有创意，竟然开了一个砖瓦厂，光是信徒们的买卖，就很可观，上帝砖，那可不是一般的玩艺儿啊；

我有个朋友的弟弟，没上大学，在村里，以前啊，日子不太好过，这几年，听说也粘了教会的光——富起来了，他只做教友的生意。其实他也就卖些生活必需品，但是他聪明，他说他是上帝的生活使者，那生意自然好了，养家糊口外，还发了点小财。

当然，即使在农村，也很有一部分人对信教的人不客气，说他们白天做坏事，晚上祷告；甚至是说他们白天偷东西晚上忏悔的也有；我认识的一个信教的小伙子就是这样，以前还经常劝我信教，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被抓了，大概是劝人信教的时候，顺手牵摩托车，好象是这样。当然这是一部分人，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其实，如果你真对中国农村人民群众的信仰有兴趣，仔细研究一下很容易发现，农村不光是富了，不光信洋教，还信孙悟空、二郎神、土地爷，甚至信毛泽东的也有。我们村有个女人——人们认为是个不好的女人，她更绝，他说她是杨六郎附身，可以给人治病、祛灾，开始人们说她使泼卖傻，后来别村的人还真有来看病的，而且听说，颇有几个还挺有效，身体棒了，精神头足了；于是就真的有了香火。我知道那是那几年电视正演《杨家将》的缘故。

我媳妇他们那儿有个妇女，说是毛泽东下凡，也可以给人治病、祛灾，更绝的是还写毛体书法，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香火也很旺的。城市里信相对论包装过的法。轮。功多，信爱因斯坦包装的李。洪。志；农民从来比较务实，什么能解决问题，信什么，不管是六郎还是毛泽东。信上帝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严格说那还不是信仰，是信能，信那家伙有能，能做得了事，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中国人的眼里和玉皇大帝、和六郎、关羽、岳飞没有多少区别。

只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是基督，不是玉皇大帝，更不是杨六郎或孙悟空。 就在俺们浩浩荡荡信上帝的同时，真信上帝的人特别是西方人，也信起玉皇大帝，或者像我们一样，逮着什么信什么，而且比我们的法。轮。功无不足。如美国，信类似“孙悟空”的教据说还和政府军真刀真枪干，据说政府军出动坦克、大炮才把他们消灭。在西方，不广泥腿子们信“孙悟空”，大人物也信，而且还挺信，有个叫海德格尔的人物，据说对中国的哲学或日本的文化都花了不少精力。

我想按照海德格尔或海德格尔们那个时代的想法，中国哲学里的存在与虚无的禅呀、道呀他们应该感兴趣的，几千年的的东方人早就思考过他们在当时思考的那些问题。也有人指出，东方思想是构成海德格尔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个海氏也真是，压根不谈东方思想，好象东方思想和他的“现象”毫不沾边似的，事实上海氏至少也看过翻译过的《老子》、《庄子》。为什么呢？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学者，对自己不能用原始语阅读的文本很少发表评论。当然小人如我的理解却是，这家伙不想让人知道他的思想来源，因为海氏哲学体系很多观念就是简单“拿来”的，如存在，如虚无，如存在与时间，中国的和尚和道士讲这东西像绕口令一般。 当然小人如我的人毕竟是少数，按照德国古老学术传统：“你如何开端，你就将如何保持。”哲学、文明的个体差异是客观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兼容会通是存在的，不管怎么兼容会通，这个还是这个，那个还是那个，如果他们不灭亡的话。

所以，海氏秉承这一传统，他不像中国的学者一样雄心勃勃的要通，海氏借东方的哲学零部件，造得是西方的哲学马车。看来海氏讲不讲他的零部件来源也没什么，波音、空客的大家伙还要讲40%的零部件是中国的？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从16世纪以来，东西方一直在交融，可是东方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如亚洲、非洲大多数国家，被西方殖民的历史相当长，像非洲一些国家，21世纪了，国内动乱还请上个世纪的宗主国维持秩序，可见关系密切，但是还是非洲是非洲，欧洲是欧洲。即使中国和日本，一般人人总觉得日本的文明都是中国的，其实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虽然曾经同时沐浴过长期的儒文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我们专制了几千年了，今天，人们还大声嚷嚷的要民主，可见即使一国内的人民，有些观念也是会按一个独立的系统发展的，不至于被消灭。尤其是一些强势人物，更认为甚至可以改造种族的，那些世界一流的国家更是雄心勃勃，如美国，一直在费尽心机推销他们的文化，其实他们推销的也只是商业化了的文化产品。21世纪初，布什更是大肆叫嚣全力在世界推行美国文化。他说：“美国的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然而，伊斯兰人民吃了美国的热狗，喝了美国的可乐，穿着美国的苹果，还是腰间绑了炸弹，毅然走向那些白人、基督教徒、美国人聚集的地方。

一种文化彻底被另一种文化征服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彻底归顺另一个民族，那也是不可能的，只是失去了话语权。

我们应该明白，文化是不太可能被征服的，但是丧失话语权也就意味着灭亡了。

连美国扩张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列奥斯特劳斯也承认：“文明的最底定义是，即使是最低级的人，也愿意继续做一个和自己的人民一样的人，而不是成为和占领者一样的人。”他也以实例提醒我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伸张其世界主义主张，最后却满足于在世界上共存。”

可见，在客观上，一种文明的存在，必有其非常独特的东西，非常个性的的东西。印第安民族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虽然被美国主流社会驱赶到生存环境最恶劣“保留地”，但是，他们同样坚守自己的文化，不愿意在美利坚的奶粉里消融了自己。

面对我们今天的文明、哲学、理论，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独特性、个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长要素是什么。又是什么是可以借鉴的，从晚清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寻找，找到了了许多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还能活。今天我们在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更是要弄清我们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哲学、文明、理论最初的成长环境和他的整个历史是怎样的，那样我们就可能清楚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了。

那种猪八戒式的借鉴对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那种回避自我个性和独特性的做法是盲目的，那种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哲学、文化、理论更不知自己历史的那就更危险了。当然这样也就谈不上了解我们哲学文化理论的原生态了，这样的货怎么指导我们的工作呢？拾了别人几页理论牙慧就说是真理的人参果，那是幼稚的。德国的马克思还得中国的毛泽东化，英国的凯恩斯也还得邓们来改造。你是你，俺是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啊。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或者晚清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尤其是面队西方的洋枪洋炮航空母舰B252，我们甚至怀疑我们有没有资格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就开始自轻自贱：我们军事不行，我们的制度不行，我们的科技不行，我们的文化也不行。有些人，更是连中国文化的皮毛都不知就敢把中国的东西一概否决。

鲁迅当年不是也主张消灭汉字吗？钱玄同甚至连自己的姓都不要了，叫“疑古玄同”，他老人家要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否定中国的文化；想想多么彻底啊。好在后来他们慢慢也见识了不少，生活告诉他们，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鲁迅他老人家骂的一钱不值的中医后来他还颇看过几次，海婴还颇喝过若干付汤药，平女士据说也信中医美容的方子呢。10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有了一些认识，我们是我们，我们有我们的东西。

现在的教育关键还是“专制性”教育，一方面固然是历史，但也不全是历史的责任，新中国后，据说苏联的什么娜给我们示范了一篇好象是《红领巾》什么的课，于是我们就一路下来了，到了21世纪，人们说：“这种教育、教学荒谬”、“这种环境的大师也荒谬”。这正说明即使和我们意识形态完全一样而且人家是实心实意帮我们，那对我们也并不是有大用。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娜所带来“红领巾”后面是有理论的。

教育的责任在于使人带着自己的文明幸福的延续。“人”、“自己的”、“文明”、“延续”这些东西都有特别的含义，甚至和人的自己的文明的延续的几千年的历史的枝枝节节都有关系。复杂着呢。那个苏联什么的林某司机，美国的那个死金拿还是死拿金我们都供奉过，怎么样？也不好使。把人当天使，或把人当老鼠，都是不行的。

这些理论，不是说中国人拿来不适应，苏联美国自己用也不好使。

语文教学是中国教育的死结，这不用多说了，外语按说是洋文，而且外语老师也大多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理念、新方法；那么我们的外语教学怎么样呢？

对中国外语教育有发言权的，北大季羡林教授应该算一个，他老人家据说地球上存在的字不认识的不多，中国的语言教育教学和他老人家也有些关系，因为他老人家长期任职于中国语言教育教学政府高位，21世纪了，他老人家反思说，我们的外语教学外国的基本教育理论大凡教育的、心理的、行为的、文化的没有我们没学的，没用的，F戈安的系列法，奥伦多尔的对话法，格恬祖的默教法等等，凡人类出现过的，都用过，都实验过，结题，总结都很好，都得到了教育部的经费支持，都得到了国务院的大红奖状，可是就是学生不会说，老师不会用，见了洋人瞪白眼。

季教授说，用来用去，我们也不知道用了多少，自己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管用。反正国际外语学习教学的风我们一直跟着，就是没有解决好外语学习的效率问题。

季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学外语其实就一条，只有一条：

要不要脸！

得不怕笑话，不怕难堪，得说，得用，语言，尤其是学生学习语言，不是搞研究，是要学了使用；得用，那就得说，不用那么多的理论，那些理论只是理论。

不是理论没用，是我们没有把理论本土化、本地化、本校化、本人化，四海皆准的理论除了生你的是你妈外，别的都不太准。加上我们这个社会自古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家则理论，家而理论则越猪代哼哼，哼哼则一刀切，今天素质了，明天创新了，后天研究性了，大后天就是多元了，三个月后，已经战略性成功。于是大摆宴席，大发红帖子。就完了。至于事实是什么样，就没人管了。

其实首先的感谢我们的时代，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中国还算一个国家，又开放，先我们发达的外国什么东西，我们轻而易举就弄到了手，尤其是我们的大师专家，鼻子有特敏感，什么新东西，纽约、海德堡早上8点上市，下午3点就到了我们大师专家的囊中，。可是他们不管中国的实情，也无视基层教师的需求和感受。

几次听到我们敬爱的权威们张牙舞爪：你们有实验数据拿来，我马上给你们发出去。理论家抽象研究理论，实验家猪八戒吃人参果，实验家还在埋头舞弄着自己的瓶瓶罐罐，理论家早爬到他们背上，宣告实验成功并胜利结束了

主宰舆论的学界从来是名利场，不能不浮躁，理论家没有时间和心境去长时间钻研，对理论没有消化的过程，勉勉强强拿来，匆匆忙忙使用，了了草草收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理论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方向！ 教育界整体失声，特别是一线教师，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和能力，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也是消解理论作用的一个原因。有思考力的教师才是可能的成功的实验者。但是思考力从哪里来呢？连哲学家都认为只有一种哲学是正确的，何况一个自古以来就是唯命是从的臭老九？

唯物的，辨证的难道就是哲学的全部？我以为不管哲学还是自然，违背了多元化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古代社会专制是不让人思考，现代人学聪明了，只让人用一种思想思考，这比野蛮专制更可怕。以至于出现一种理论，从本能上排斥，或者以为新鲜，但是只能整个吞下去，所以最后也只能失败，结果是造成了理论无力或苍白的印象。

上个世纪初，人们追求恋爱自由，作家忙着写私奔，鲁迅就不一样，看看《伤逝》，别人以私奔终结，鲁迅以私奔开始，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在中国到底如何走呢？《伤逝》告诉我们，私奔也不是最佳方案，子君和涓生最后还是反目了，自由恋爱失败了。

然而，“自由恋爱“曾几何时其何止于理论，简直就是真理，但是时至今日，自由恋爱不又演化为疯狂的一夜情和二奶风吗？正如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心理学一样，这是普适的，按这些创始人的解释，情感、意志，刺激、反应，恋亲，性冲动这些是人的本能，南太平洋土著居民和北爱儿兰贵族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主宰人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就这三种心理学，只要加上文化心理学，这就以为着至少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东西，再加上个性心理学，那就以为着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独特的。

德国的那个老黑曾经说过，真理是全部。广一个恋爱自由解决不了人类感情问题、婚姻问题的全部问题。小时侯看过许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爱情电影，那时他们大概也是需要用”自由恋爱“来反专制，不是灰姑娘嫁了贵公子，就是穷小子攀上富小姐，但是往往是开头激情，结尾扫兴，真是”始乱激情终弃扫兴“啊。

”自由恋爱“没错，再正确不过了，但是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特殊文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自由恋爱“可以自由，它不是婚姻的全部，婚姻可能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最私密的东西了，没有任何两对人的婚姻是可以等量互换的。 所以，不要希望用一种理论解决所有问题，我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是想说，不要希望用别人现成的理论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别人的理论对我们来说只是参照工具，”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有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现在是我们文化之门一开，那些理论赤裸裸就涌来了，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有些好心人太急了，不说化。连那个理论的全部都没时间读，没时间研究就用它一通乱打，伤的不单是同志们，不单是理论，是教育，是文明。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基督教并非终极之教，儒家也非没落之学。

信上帝未必高尚，六郎神也非下贱。

每一个人心理都有一个“上帝“，只有自己的这个上帝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只有一个上帝！

该帖子于2008-2-27 9:07:30被 日出东南 编辑过

圣象走来

    对印度的印象,最初是电影,那独特的音乐,别样的故事一看就知道是印度的;后来就是印度的汽车。当历史翻到近代这一页,现代化成为全球的话题,成为全球的事实，也成为全球的问题,而极具现代的汽车在印度，确是再好不过的西印结合了,现代的汽车被印度人装饰成为一个花车,那么有想像力,又那么具有民族特色,除了巴基斯坦,再没有第二个国度了,当然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度其实是一个国家.当然还有印度的火车，整个火车，里里外外都爬满了人。从那一刻起，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不一般。20年过去了，印度的发展让全世界人刮目相看。今天在所谓的金砖四国中，世界最看好印度那是有原因的。

     好生恶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的天性，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除了像太平洋岛国瑙鲁那样要求并入它国一点前途都没有的国家，哪一个国家不想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新加坡小得不能射击，把军队寄放在别的国家都有所图，况大国乎？日本是小国，但是经济力量强，当然不甘为小；以色列土地小，但是军事力量强大，也不甘为小；印度论土地，论人口，资源，经济，都不弱，怎能甘心做一个南亚二流国家呢？

    仔细观察地球仪,从东亚和南亚的角度看，印度基本上都处于中心位置；从全球海洋位置看,印度也并非边缘,尤其扼印度洋咽喉,战略地理优势明显。所以近代独立以来，印度一直谋求独立外交和大国战略。尼赫鲁在1954年11月13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如果我们以国家为荣，我们就必须自己站稳脚跟，根据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行动。如果印度盲目跟从美国模式，或者俄国模式，或者中国模式，或者英国模式，我几乎不敢想象。这并不是说我不尊重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模式，我想说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行动。”

    印度是文明古国，2300年前就有国家战略理论。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根据印度佛教“曼荼罗”精神构建起自己独特的国家战略体系，并有著作《政事论》。

    “曼荼罗”是佛教密宗术语,用到战略上意指一系列的圆圈或圆环，在各层圆圈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邻国总是被视为敌人，而紧接着的外圈即敌人的邻国被视为朋友，依此类推。如在今天的世界版图里，第一圈当然是印度自己，第二圈包括印度小的直接邻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第三圈包括巴基斯坦（惟一敢挑战印度地区军事力量的次大陆国家）中国（印度在亚洲最大的对手）俄罗斯及中亚诸国（印度亚洲地缘政治圈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最好朋友和伙伴）印度洋地区构成了第四圈，(印度相信它既为印度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最后一圈则包括更远的强国和世界上的其余国家。

   首先分清敌友,然后考底利耶由此给出欲成为一个帝国可能选择与它国关系的六种方案：第一，和平共处（Sandhi）：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第二，战争（Vigraha）：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第三，中立（Asana）：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第四，进攻（Yana）：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第五，联盟（Samsraya）：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第六，双重政策（Dvaidhibhava）：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

　　“曼荼罗”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整体战略观。基本符合现代国际关系战略诉求策略，当然也符合弱肉强食策略。因此印度在以下几重关系方面，历来的政治家都拿拈得比较稳：（1）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2）印度与亚洲新兴大国中国的当前和长远关系；（3）印度与北部大国俄罗斯的关系；（4）印度与美国的关系。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仅当印度彻底检讨国家安全的防护措施，明白无误、专心致志地明判和促进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下定政治决心惩罚那些力图损害印度安全的国家，以及以一个负责任、可依赖、值得信任的国家行事时，印度才能有效地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印度必须采取全部的四种方式——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印度最近几年来，确实在与周边各个圈的国家周旋中，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印度也不缺乏正义和平的外交思想。印度从独立以来，有甘地思想的浸润，始终在摸索属于自己的道路，对现代化和工业化都采取审慎的态度，讲求“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的法则，也遵从古代印度教“潘查希拉”的观念，即和平共处思想来处理世界事务，但是，冷战时期事实上的依附苏联，冷战后事实上的依附美国，独立的外交策略和实践事实上一天也没有在他们的国家战略中有所体现。并且由于受到国际体系特别是南亚区域体系的诸多制约及冷战和冷战以来大国的挤压，以及国内结构性困难的重重束缚，印度从不曾以一个急迫的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印度前国防部长K.C.潘特就指出，在追求大国目标问题上，“印度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他国家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上的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它们）注定要发生。”可以说，这番言论就是“有限的挑战者”最经典的表白。在这一点上和中国坚持的外交有很大差别，注定影响印度只可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而不是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强国。

　　印度是人口大国，超过10亿，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约占世界人口的16%，并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将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印度从独立以来一直重视教育的发展。当年尼赫鲁总理就曾指出，印度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振兴，就必须加紧人才培养，必须依托高科技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就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投入巨资在全国陆续建起了6个"印度理工学院".由于政府对科教事业和人才培养前后一贯的重视，如教育经费投入比重始终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所以，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总人数比中国还多，科技人员的总数仅次于美国，占全球第二。目前，在美国硅谷和华盛顿地区的信息技术人员中，有40%是印度人或印侨。虽然，从人口素质对比上看，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国内外都有着丰富的技术人才储备，有着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随着这种优势的不断释放，毫无疑问会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印度一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的超前发展，历史进入21世纪，教育之树终于结出鲜果。在人才密集的计算机软件业的带动下，印度新经济产业如信息产业近10年来迅猛发展。印度迅速崛起的新经济产业已成为推动印度经济近年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目前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开发大国。根据印度《商业标准报》2000年公布的印度大公司的排名显示，近年来新经济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在印度经济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997年，印度50家最大公司中没有一家属于信息技术产业，1999年有3家信息产业公司进入印度10大公司之列。到2007年，初刚铁集团塔塔企业，著名公司基本让位于软件企业。显然，信息技术产业的繁荣给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信息技术革命给印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印度具有成为今后半个世纪世界最成功的典型之一的发展潜力。

    因为教育的发展，印度的服务业在全球也是极为发达的。加上印度有一段英国的殖民统治，国民有英语基础，更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印度是文明古国，也是宗教国家，国民大多数信仰宗教，构成了独特的印度文化 ，宗教一以贯之，较好地解决了文化的传承问题，不像中国一样，现代以来，对传统破坏太过，有点迷失。印度文化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其他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也拥有广泛的信徒。印度有数以百计的民族和众多的部落，这些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当然也有宗教信仰。印度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呈现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此一特性和现代性具有天然共性，对多元文化并不排斥。 兼容并蓄极为容易。    

    然而宗教文化是双刃剑，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恐怖主义遍地开花,印度的恐怖主义事件虽然没有邻居巴基斯坦多,但是也不少,动辄死伤上百人的恶性事件时不时发生,外部恐怖势力插手印度事务增多.印度本身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也比较突出，各帮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加上这一矛盾和农民问题绞在一起，问题比较复杂，消耗国力必多。   

   印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将全部人口划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确的、并且是可以继承的社会职能的不同群体。在这种制度中，最高种姓是婆罗门，他们原来是由社会最上层的祭司们组成，他们仪式性的纯洁不容被体力劳动所玷污；其次是刹帝利或武士种姓；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种姓：处在最低层的则是首陀罗或农民种姓。除此之外，在印度还有一大批不能进入种姓系列的阶级，他们就是那些从事卑贱和肮脏工作的贱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的这种种姓制度是刚性的，即不同种姓的成员相互之间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饭，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会交往，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阶层或者阶级划分的凝固化，以及社会地位和职业的自然继承。

　　种姓制度已经存在上千年，对社会影响巨大，它会削弱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因为在种姓制度下，当人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没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对于财富的占有，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工作动力而走向宿命论；它也会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处在底层的阶级、特别是那些无法进入种姓系列的贱民阶级，就根本不会有动力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为在阶层划分呈现刚性，职业完全是自然继承的制度下，或者换句话说，在下层居民的就业与接受教育不相关的情况下，人们投资于教育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经济理性的下层居民都不会对没有任何收获的教育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识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国来要高得多，这就决定了印度底层劳动者的行为能力必定要比中国低得多，以致印度虽然能够参与国际软件分工，但是却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制造，同时也决定了印度的企业为何在成长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必须到海外市场去寻求机会的发展逻辑。当我们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什么必将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种姓制度既会导致普通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动力，又会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能力。

　　现在看来，种姓制度要在印度废除还要时日。因为印度人普遍笃信的“转世说”，“转世说”告诉人们，只要在今世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们被分派的工作，那么他们在将来就有希望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今天的印度有75%的人口还生活在种姓制度尚未被触动的农村，这一问题注定是定时炸弹，并且其爆炸还要假以时日，而这个时间越长，对印度越是不利，影响印度大国战略意图的实现。相反中国的农村在减免赋税之后，在新农村建设后，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

    中国从“三农”问题摆上桌面，到为三农松绑，在到今日的新农村建设，历时半个世纪，三农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城市化步伐也极为成功，这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一天天在成熟增长。但是印度还处在土地革命前期阶段。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2。4%的地主占有22。8%的土地，农村74。5%的农民是少地、无地者。这就意味着印度在短时间内不像中国那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城市化问题，印度发展的高科技和服务业，这不利于解放农民。前一阶段，大约30000多农民徒步600多里到新德里示威游行，抗议商业发展剥夺农民手里仅有的可怜的一点土地。

     土地问题和种姓意识交织在一起，印度的三农问题确实任重道远，宗教势力的渗入，更使问题复杂化。

   今天的印度政治结构是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还是英国殖民统治制度的延续。英国殖民者为了缓解印度人民的反抗，从直接统治逐渐过渡到了汉奸政府，扶植了买办阶层和地主阶层，成为榨取民众利润的食利阶层。印度独立以后所建立的政府，并没有有所改变。今天的这个阶层在议会中拥有相当的席位，这使他们处在政治上非常稳定牢固。相反政府在“票数”面前，却成了“弱势群体”。结果是印度独立以来几乎所有有利于国家和广大底层群众的重大决策，比如尼赫鲁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相关加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力量、削减剥削阶层、消除贫困等决策，以及英迪拉•甘地及其后继人拉吉夫•甘地在其执政期间不惜用激进的另组国大党的方式贯彻尼赫鲁的社会公平思想、在经济领域全力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限制富人的政策，在议会中几乎全被搁浅或在执行中被虚化。在印度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占多数工农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利益的议员、阁员乃至被各利益集团操纵的选票。 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但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也使得革命成为不可能，土地改革在遥遥无期的境况下使国内市场萎缩，有限的生产和贸易转向国外。所以印度农民以及社会下层的长期贫困化是不可能靠现在的政府有效解决的。但是时间是最好的武器，随着GDP的逐步增加，三农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这要没有外部干扰因素。一个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国家，想不经过土地革命的激进手段而走城市化道路，不引起社会震荡是不可能的，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经不起这样的震荡的。好在印度如今的环境还可以，资源存量还比较多。

外贸与内需

   在宁波的时候,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外贸服饰的小店,其风格多是时尚款式,不论是鞋子还是衣服,样式都特别的夸张,不类一般,很受年轻人青睐。宁波的经济多是外向型的，大街上很多姑娘小伙是做外贸生意的小小年纪,多腰缠万贯。宁海的文具80%销往海外，温州的低压电器、皮鞋多销往海外。人们知道中国玩具制造占世界80%的份额，我想世界文具至少70%是中国生产的。中国的产品销往海外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外贸经济的本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者中国的外贸经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国人逼我扩大内需，我们也致力于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看来外贸并不是简单的赚洋人的钱的问题。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2007年1至6月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9809.3亿美元，逼近万亿美元大关。预计全年进出口总值可望超过两万亿美元。   6月份当月全国实现外贸进出口值为1796.3亿美元，增长21.3%，其中当月出口1032.7亿美元，增长27.1%；当月进口763.6亿美元，增长14.2%。 强力外贸顺差引起包括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遏制中国对外贸易。同期,中国外汇储备从2006年年底突破万亿后，每个月以200——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从而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中国强力外贸是如何产生的？

    可以先看看我所在的小城市的情况。这是山西中部的一个小城市，这几年在中国也是颇有些名气的，因为煤炭储量比较大，计划经济的时候，有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改革开放初期，美国人哈默和中国合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露天煤矿。当年煤炭如数卖给国内和日本，地方从这两个大厂能够收取比较可观的税收，如今，电厂似乎被大唐收购，煤矿被中煤收购，据知情人讲，地方如今从这两个大厂所收赋税不多。这两个大厂发展到今天，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溢出效应。哪怕关于电厂和采煤最简单的设备生产,在朔州都没有。这很像外资在中国的作为。在近年来煤炭价格越来越高的形势下，朔州这样的小城市迅速成长了大量的富翁，我所生活的周围就有这样的人，几个月里，他们就积累了上百万的财富，千万过亿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大多数人都把这些钱存入了银行，或者在北京上海等地投资的房地产，有眼光的在当地建起了豪华宾馆，现在朔州的高档宾馆酒楼越来越多，但是几乎没有一家实业，能够制造点什么。一二家和煤炭有关的大型企业实在不能带动当地的经济，相反它的高污染性很可能对当地来说将是灾难。如碳素厂和洗煤厂之类。当然表面看豪华宾馆属于第三产业还是服务业，也许我的观念比较落后，还看不到朔州人把钱投入服务业的先进性，但是朔州现在所做的，到我们的煤炭被挖完之后，都是建筑垃圾，没有人有经济实力在那些豪华酒楼宾馆去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