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人性的边界有多大？——从一道试题的选文和命题说起               （第4楼）
教人以消解恐惧与死亡的生命情观——读张抗抗《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第5楼）
《项链》艺术琐谈                                               （第6楼）
姚鼐《登泰山记》管窥                                           （第7楼）
贾平凹《访兰》的教育学解读                                     （第12楼）
是“赞美”还是“眷恋”？——如何授郁达夫《故都的秋》           （第15楼）
《祝福》的苏式备法尝试                                         （第16楼）

该帖子于2008-5-16 21:38:03被 吴礼明 编辑过

人性的边界有多大？——从一道试题的选文和命题说起   / 吴礼明

    这是某集团公司教育管理处的高二（上）期末语文考试卷上的现代文阅读题《藏羚羊跪拜》（作者：王宗仁）：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发生故事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印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统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蹭得油光闪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企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跷蹊，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呀！
　　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单看这个题目，给人最初的印象似乎应该是，动物可以“人格化”的。藏羚羊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情，在它的身上是要体现一种庄严与神圣的东西吧？但一看文章才知道这个动物并没有“人格化”，原来是这只动物对人的下跪。而这个“跪拜”啊，看出这“人”类竟是多么的高傲！
　　说起人性，好像总带着人文关怀，似乎它就是与野蛮、专制、愚昧这些词是格格不入的。所谓人性，就是依乎人之本性，从人出发，从人的最纯真朴实的自然生命情感出发。在西方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背景里，人性又体现了与宗教——尤其是世俗宗教一样的神圣地位，它是与残忍、野蛮相对的一个词，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光照。然而人性这个词又似乎是“与时俱进”的，现在又与慈善、环保，人与自然、人类、母性，生命，等等神圣相关。
　　于是说到人性，特别环保意识里，又似乎洋溢着一种对自然的“人道关怀”。的确在自然的面前，我们依旧高调啊。《藏羚羊跪拜》一文就体现了这种“人道关怀”。
　　但这里的问题似乎很多。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身形潇洒，行动如闲云野鹤般的人物。而他的慈善行为就是，“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有人说，老猎人埋羊葬枪的举动是出于“慈善”的天然的发展。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他看到一只肥大的藏羚羊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举枪射杀。他的人性的“恶”的一面，并不因为藏羚羊的流泪和下跪而有丝毫的松动与软化。也就是说对于下跪并流泪的藏羚羊的“人格化”举动，他是无动于衷的，至少并没有给予理解，相反，正如文中所说，“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这只可怜的动物就这样被射杀了！我在这里找不出他——老猎人的举动与“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的人们有什么区别。当然，你也许要说，目的不同，程度不一样，或者，还有就是后文中这个猎人有了“慈善”的举动而不干他的这一行了。但是要在他的身上发现高尚的行为，正如一些电影所展示的某某部族老人也竟像西方影视里所描述的那样，在数说着那些悠长而充满着哲理的言辞一样，我以为是可笑的。他的行为——“埋羊”“葬枪”，也许正如前文所暗示的那样，该是出于对上天惩戒的一种敬畏吧？否则，他为什么要一直“救济路遇的朝圣者”，是在赎罪？是在还债？还是出于宗教的虔诚？这些行为如果成立，能叫“慈善”吗？在一般的词典里，“慈善”的意思是“对于人关怀，富有同情心”。而这一点，在民间，是指内心深处就具有的“不杀生”。
　　其次，藏羚羊的下跪与流泪的行为仅仅是在向老猎人“乞怜”吗？我不明白，一个藏北本地生活的老猎人，一个年纪很大的人，真的不知道藏羚羊这样的“跪拜”的含义而表示出“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的惊讶？而打死了藏羚羊后仅仅是“蹊跷”？既然“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那么，射杀这样的一只动物，还有人性吗？“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中的“情理之中”到底是什么？我们已在非洲大草原上看到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了！而土生土长在这藏北的高原上的人只见到惟一的一次，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不是我们身上泯灭的人性太久远了呢？老猎人的埋死葬枪、消失藏北，是人性的体现吗？大概还是对触犯天良的畏惧，对上天惩罚的逃避吧！
　　这样的文章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呢？人类的同情心与施舍？人类的高级开恩？在一个与法律相悖的环境下，这样的文章的流行将意味着什么？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在我看来，杜撰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在这里作者希望借此传达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思索，一种与野生动物环保的意思相吻合的“遵命”文学。据《中国纪检监察报》说，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2001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评选结果揭晓，“中国纪检监察报第1333期《清风文苑》副刊刊发的散文《藏羚羊跪拜》获金奖”。但行文的构思却不是高明的，所以这种创作意图是荒谬的。
　　但问题还远不限于此。进一步地想，动物究竟有没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有没有权利去处置一只动物？可是“权利”这一概念又极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尴尬之中。因为动物是缺席的，人与动物似乎不能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不仅动物如此，我们人中的很多人也并非就真正地享有法律上所说的所有的权利。“权利”是个有限的概念。所以我们常常寄希望于侥幸，寄希望于施舍。所以，我们看到，“慈善”与“杀生”的大权都握在那个极富有寓意的“老猎人”之手，是“生”是“死”，全在他的一念了。如果我们以拟人化的眼光来看待那藏羚羊，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的所在了。她（藏羚羊）只能“乞怜”于“老猎人”，甚至“跪拜”，但在“老猎人”看来为了他的“慈善”什么都是不行的！假借“慈善”之名而行生杀予夺之权，这是一种现代意识？我很怀疑，也很害怕。
　　所以，我们要求具有同情心和想象力。对大多数人来说，看到一个动物疼痛就足以产生同情心。当发生上述情况时，我们很难受，“这是人类用道德观念进行推理的本能在起作用”。但在《藏羚羊跪拜》一文中是没有的。
　　拿这样据称是“评选经过激烈的角逐和严格的筛选”的文章来考试，我以为实在是太可怕了。术不可不慎啊！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试卷的命题（及答案）：

　　问题1，为什么作者认为“故事的主人公”是藏羚羊，而不是老猎人？（答案：“因为藏羚羊那‘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体现了它对生命的渴望对人性的呼唤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憧憬这一主题，而老猎人只是完成这一主题的一个陪衬而已。”）
　　问题2，文中有“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一句。
　　（1）文中体现其“慈善”的细节有哪些？（答案：①猎获所得的钱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②看见藏羚羊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③射杀的当天，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开宰、扒皮，次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④安葬藏羚羊的同时又埋掉了杈子枪，从此不再打猎。）
　　（2）作者这样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答案：这样写是一种铺垫，意在说明老猎人性格中本来就有“慈善”的面，最后埋葬猎枪高列打猎生涯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问题3，“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这一句是从原文抽出来的，它的位置应在第几段之后，为什么？（答案：第六段后，因为上段写到老猎人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陷入沉思，这句正是他沉思的结果，而这又是下面他“开膛破腹半途而停”的原因。）
　　问题4，对这篇文章的赏析，有误的两项是（D）（E）
　　A.本文以“藏羚羊跪拜”为题，却从老猎人开笔，写尽老猎人“杀生和慈善共存”的内心矛盾，层层铺垫，使得老猎人最后的转变成为合乎逻辑的抉择。B.作者以“藏羚羊跪拜”为题，将藏羚羊人格化，它临枪不惧的神圣一跪，唤起人们思考：动物对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何况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C.藏羚羊的跪拜催人泪下，老猎人的异举感人肺腑，作者这里呼唤的不是一般的环境意识，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表现了最为博大的人文情怀。D.老猎人埋掉了杈子枪，结束了他的猎人生活，是他心灵净化、人性复归、环保意识觉醒的结果。E.作品语言遒劲而苍凉，与藏羚羊的命运、老猎人的心境和谐统一，构成了一种柔中含刚的艺术美。

　　上面的答案“千疮百孔”，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这里想说的是，就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在讲课的时候对学生说，这只藏羚羊恐怕至少是个“中级知识分子”吧。为什么？因为它对人性的理解，对时代主题的理解还很深刻呢。其次，命题前后有严重的矛盾。这篇文章的主人公究竟是谁？第一问是问主人公是谁，在所给的“答案”里，知“藏羚羊”是主角，而老猎人自然就是一个陪衬了。但奇怪的是，后面三题都是“配角唱大戏”——都重点谈对老猎人的反省与检讨的意义，连同问题四里的那些荒谬的引申与拔高，这是一种违反文学基本事实的命题，我想其当与否，就无须多说了。
　　这里，我思考的问题是：
　　1、选文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选文是以贴标签的形式来显示，是镶嵌一些时髦的字眼显示，还是在作品之中自然地流露出其时代性呢？是不是获得某项“金奖”就理所当然地是“精品”？这些其实还非根本点。
　　其根本点在于，我们的选文为的是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人以“至情”，有人以“至理”作为选文的标准，但在考虑教育的“育人”时，我们还是要慎重。
　　2、命题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份试卷？我们一般以技术操作层面考虑得比较多，而注重于人文意识层面的考虑较少。有些试卷的命题非常地草率和粗糙，甚至连基本的推敲都没有，失去了一个理性的审视与把握的过程。很多试卷多甚至多是从技术操作层面去模仿，缺乏对试卷制作的深层探究和思考，这必然会漠视人文意识，漠视其伦理道德对知识的过滤，那么，其后果实在是不可知的。像前年全国高考普通卷的《话说知音》，文章本来很精彩，并且其积极人生追求和道德意志的宣扬应当说是很突出的，但高考命题对此却无涉及。这一大题命题的基本思路还是认知性的，而其中所谓的“赏析”竟然是一些由文体知识和段落大意的罗列！到现在，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命题意识，我对语文的前景，特别是语文素质教育的前景并不乐观。

教人以消解恐惧与死亡的生命情观——读张抗抗《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吴礼明

    作家张抗抗的《瞬息与永恒的舞蹈》优美灵动、真挚自然，寓丰富的情感于细腻的描写之中，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与生命的独特看法。
    对于“昙花一现”这一庸常现象，作者能够深入到幽深壮丽的底层，以慢笔展开的方式，将昙花翩然灵秀的物象之魂灵从沉睡而司空见惯的地方拉出来，给人以悠远而深沉的回想，从而让人在绮丽缤纷的现象迷城里，体验其精巧婉约的情调和生命的惊魂感悟。
    为加强叙事效果，作者还从六年前写起，娓娓道来，不仅增加了时间的长度，而且也显示了“昙花一现”这三四个小时的一瞬与前者给读者的尖锐心理冲突，从而强化了后者的物象意义。于是，昙花一瞬间的秀色美姿、清香四溢、光彩夺目的生命收放过程，便获得了摄人心魄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没有将其人的意识强加于物上，而是以柔性的力量，靠绵密与悠长，用亲切和隽永，舒卷自如地表达了难以言喻的心灵感悟。昙花虽然短暂与渺小，但不妨含着独立而伟大的自由情愫。在人与自然这一对关系之中，昙花自有一种来自于天地自然的心灵，一种不依人的需要而进行生命轮回的循环，并漠视人类的种种行为，相反，而人倒是需要对自身生命重新思考，从而柔弱如昙花维护了体现物性的存在与尊严。
    昙花的收放的生命展示过程，是柔美微妙而又神秘莫测的。在这种物性体悟显示生命的神奇之美，在如痴如醉地与昙花一同翩翩起舞时，作者的圣洁之心以及既欢愉又稍带莫名感伤的情绪都跃然纸上。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以女性的温柔和细腻探索揭示心灵世界的丰韵，同时，又洋溢着多彩生命的哲思。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命》中说：“……死亡问题是生活中最深刻和最显著的事实，这个事实能使必死的人中的最卑贱的一个超越生活的日常性和庸俗。只有死亡的事实才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义问题。……永生的和永恒的生命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这一点，在文中有近似艺术性的展示。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在细腻的感觉和颤动的情绪之外，以一个智者的清醒有意识地将“永恒”、“生命”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作品尺幅之间而有万丈般深邃。所以在人类感伤的哀婉之外，不能不为自然的那一份生与死的从容所感动。于是在自然面前，人看到了自身的狭隘，以及自己的生命观该当如何了。所以作者说，“‘昙花一现’那个带有贬义的古老词语，在这个夏夜里变成一种正在逝去的遥远回声。我们总是渴望长久和永生，我们恐惧死亡和消解；但那也许是对生命的一种误读——许多时候，生命的价值并不以时间为计。”这便是她的理性的沉淀。

　　张抗抗原文：张抗抗：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项链》艺术琐谈  ／吴礼明

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删除在这里的部分原创文字，请多理解。
——吴礼明 2008-08-17

该帖子于2008-8-17 21:38:06被 吴礼明 编辑过

姚鼐《登泰山记》管窥  ／吴礼明

　　“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介绍这一派时，一般非方、戴、刘、姚，即义理、考据、词章，非程朱思想，则清真雅正……但对于普通不作研究的中学教师或即使是研究如果不能用正确学术心态对待的学者来说，这些主张或理论与我们现在的认识已经很遥远了。而我现在要说的是姚鼐的名篇《登泰山记》，该往哪里说，是不是将这些“非彼即此”之类再复述一遍呢？
　　记得十年前曾有同事对我说：“《登泰山记》有什么讲头？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是名篇，想想中国的所谓古典文学真是有意思！”我不想对这位经过四年大学培养的中文系说什么，因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特别是在浇薄古人作为一种风气还很浓厚的时候，任何一个口号，也像“桐城谬种”一样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何况几十年的学术习惯早已在一般学者的心中扎下了顽固的根基。而另一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天一般中学语文教师，常常将《登泰山记》作为公开课的首选之一。这并非发自内心的喜爱，很大程度上因为该文简短，易于“控制”和“把握”。但是，是否真正理解并将其最精彩动人的地方展示出来呢？我很怀疑。
　　过去，李鸿章说：“今天下古文者必宗桐城。”桐城派作为清代大宗，几与有清同始终。特别是康乾几世，它煊赫腾焰，光芒万丈。而明清两代，桐城区区一县竟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有此文种，可谓“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到了清末民初，北大教授国文一课，则直以桐城古文派为主。虽然反对桐城古文派的周作人回忆说：“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学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1]然而，林琴南先生至死犹坚信“古文万无灭亡之理”[2]。文章需要阐释，更需呵护，今天还有多少这样的赤诚呢？
    说到桐城派，可能还要说些“为封建统治服务”、“眼光短浅”、“文章淡乎寡味”之类的话。但由这一派而下的湘乡派，严复、林琴南直至吴汝伦、朱光潜等，则直接扎根于近现代中国语文的深处，自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派继接唐宋古文的传统，上溯两汉先秦的根源，也是看得见的路径。我理出这一线，并不在于要为桐城派作什么辩护，但作为学术研究，要恢复被历史烟云所掩盖的真相，究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高中课本上依旧还选这一篇，一方面，既已选之，说明它的历史与时代价值，而另一方面在对其所作的文学批评与相关的参考资料里，释读仍然循着旧有的思路，仍像缠布的小脚女人，又未免自寻尴尬了。而撇开此文不论，我一直以为有很多文章，其实是对习惯和思维的挑战，似乎在最平常处，总能够检验出阅读的无知和愚妄来。特别是受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洗脑之后，人们对于传统，对于桐城文章的隔膜似乎更深了。在这样一种空气里，我试着走进文本，看看能够走得多远多深。至于我的心情，我感到，这非常复杂。
　　我曾经写过一节文字，以为姚文“笔法弛张有致，虚实相生，波澜起伏，很见出行文的刚柔之气”，又云“从行程与登山来说，其急促而兴奋，恰切的表现出作者在雪天登山时的迫切心情”，又云“夕照境界壮阔，如诗如画，而日出泰山，山云瞬变，气象万千而凌空傲视，作者其心壮浪可见”，最后说“文末用闲笔，无意之中隐蔽的将内心愉快而静穆的体验，表现而出”。今天读来，仍然感觉粗疏。应当说，这个文字说出了一些特点，但远远不够。因为我对作者还是处于无知状态，虽然在多少年后，我知道，他的原籍所在离我家其实非常逼近。是啊，这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但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谁告诉我一声，时间似乎已经将他遗忘，现在看来，那种遗忘的气息是太浓了。即使在大学念书时，家乡老先生们还是以“桐城谬种”的眼光，抱着批评者的态度，以至于我不敢去指认这位乡里先贤。这究竟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在作祟了。
　　终于，后来终于有人站起来替桐城派说话了。我记得还是做高中生时，研究桐城派的专家们带着几位日本学人来浮山考察，对于神秘的桐城派算是开了一个气孔。再后来陆陆续续，正面说话渐渐地多了起来。安徽省内几所大学其时也正倡导研究的新风气，并出了多期研究专集。至于成立桐城派研究会，还是很晚的事情。但是，这还仅仅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而于外界，终究不离批评与苛责的行当。我前段时间看陈平原先生的新著《明清散文研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3]，其谈及姚鼐虽然有了一些新气象，说到底还是难离以前的窠臼。所以，研究的新风要吹到基础教育层，则近乎奢望。所幸的是，历史的真相终于渐渐展露了一些；但后来见到很多的解读，却使我越发感到问题似乎并不简单。比如，为公开课的需要，有人将该文梳理成所谓的“泰山地势图”、“雪后登山图”、“泰山日出图”、“泰山景物图”[4]；或者评说道，“将画面开阔、气象万千的丽色风光展现给读者，让人怦然心动，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超乎俗众的意境悠然于笔外”[5]，如果姚鼐先生地下有知，未知当作何想了。当然，这也是一种理解。
    补充一点，可能很多人对基础教育的所谓的公开课及其研究课不甚了解。其问题在于往往以非学术的心态对待语文教学与语文课堂，所以做起来往往是“为我所需”，将鲜活的文本宰割得面目全非。有人说，“公开课和好莱坞电影一样，采取的是下跪的策略。……你很难得看到语文教师采取挺立的、不合作的姿态。语文教师主要充当了‘思想按摩器’，在这种按摩下，走出来的只能是有奴性人格和同样取下跪姿态生存的人。在公开课的会场，你看不到自由语文，教师的教学设计已经精确到秒，即使是看似自由的研讨，其实都在如来佛的掌控中”。[6]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与心态下其文本的解读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姚文的特质在哪里呢？其实仅仅从文章的某些非关键性的形式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如此下去，只能使解读偏离愈发严重起来。要深入解悟，当然少不了刘勰的“因文明道”，或者“因文会心”。
　　再接前面的话题，姚鼐有一节谈“阴阳刚柔”，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7]那么，对所谓课堂上“图画”云云，可能就要产生很大的疑问了。比较起来，一般所谓壮丽、壮美的景象，在姚鼐看来其实是优柔的一种，而所谓的闲笔在姚鼐的意思可能恰恰是狰狞的壮美之所在了。在这里，读者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对此，姚鼐是深知这种“诗意”的，因而他的诗意在艰难中，不在浮薄里。他是用他的足来丈量、来体会我们只在绘画上所见的冬日泰山，他绝不会像我们现代所谓的文明人为显示意识层的艰难意识而刻意在家里悬挂几幅所谓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泰山图。在那个漫天风雪的时候，他与自然周旋着，在漫漫长途中，他快乐着，他当然也知道他面临着极有可能被风雪吞没的危险，但他还是从艰难进拔，并乐此不疲。这一点，余秋雨先生在《夜雨诗意》里关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说得很多，这里不再赘言。这样看来，不能用心灵去感受，而仅仅满足于对一般的文章理论的敷衍，究竟是与第一流的思想隔着一层。所以文字作为检验与丈量的尺度，颇能照见今日一般庸众的浅泛。
    当然，这里似乎有些苛责了。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中学语文课堂一般所能够达到的深度。显然，对于古文说不上爱好，甚至连浅显的现代文的阅读也会有困难，怎么会在古文的释读上大显身手呢？而教师，又受制于两种无形的束缚，因而窘局就是可知的。这两种所谓的束缚，一是教师自身的古文功底比较薄弱，很多教师还处于识字断句的水平上；二是基础教育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强调工具性教育，所谓的释读，也还只是字词式理解与字典式参读，而文学教育与审美教育一提及即被叫停，所以最后只形成了类似于“读图时代”的阅读理解。这种理解是自朱自清的浅显散文《春》以来所形成的理解惯性。理解当然需要结构，但每一文本的理解结构是不同的，需要读者随文就势，但中学教育逼仄的眼界已经不能容纳多一点的内容了。
    文章的耐读，其实是借助于文字的巨大的张力与丰富的暗示性。要体验这种艰难以及无畏登山的心情，绝不能将庞大的物象轻忽而过。因为泰山毕竟是文化大山，所谓岱山、岱宗，五岳之尊，又有着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她拔起于齐鲁平原，突兀峻拔、雄伟壮丽，须仰望与哦赞。要玩味的是作者的简淡而幽闲背后所蕴蓄的郁郁勃勃的浩气。作者是饶有情趣的，很多场景都是生动的，但都不能做等闲视之。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如何将大景作婉约的处理，壮景如何显得瑰丽而妩媚，雄浑的景象如何变得绰约而可爱起来。而读者又如何撇除种种庸见，使阅读进入一个渐进的心路，与作者一道去登山涉险，一步步地历览人类精神上的胜景的的努力与姿态是很重要的。怀着这样的心态，再来研究这篇文章，可能就比较容易地穿越理解的迷障了，当然，如果能够将平板的几幅图片立起来，从简单的欣赏走向对生命的深度体悟的话。
    而一般中学语文课堂在诸种所谓图画罗列的基础上匆匆得出文章所谓“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云云，实则隔膜得很深。事实上，《登泰山记》并非一时应景之作，也不为爱国情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政治意图。既无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对封禅泰山的崇仰，亦无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所言“万物之始，阴阳交代”的对天地生灵的礼赞。而在姚鼐，他不细叙南天门、日观峰、月观峰、瞻鲁台、岱洞、碧霞祠等一般名胜古迹，甚至有意避开历史，而只作简单交代，“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乃至有意淡化，是值得玩味的。
    现在，再回到行文的开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文中的一些草蛇灰线，如“一条特殊的路线”（沿中岭而西至山巅，行道愈亦艰难）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丁未日与戊申晦，1774年旧历12月除夕前后），以及作者“自京师乘风……至于泰安”所显示的急促、兴奋而迫切心情，确实是理解文本很重要的环节。梳理出这一环节，便发见读者与作者又近了一层，但还要继续对此进行思索，因为我们一般对待记游文字所谓的“趣味”与“游兴”之辞还不足以将文章的深意拓展开来。姚先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要实地考察？这一梳理与思问对于文本来说是甚为重要的，由于以前人们在上属环节没有打通，便将对读者来说要紧的事情轻轻地放在了一边，人们很可能忽视了去理解其心灵阐释的笔法，而单纯地谈说姚氏散文的写景和简约的用笔，这不能不说是难以深得文心了。
　　再拿全文在一般读者看来非常精彩的第三段（“戊申晦”至“而皆若偻”）来说，作者按时间顺序依次写了待日出、日将出、日正出和日出后云天、东海和陪衬的群峰的情景，表现了泰山日出的前后景象。但皆如绘画，只点到为止，其日观亭以西诸峰“而皆若偻”也只是暗示作者的心情。与那些酣畅淋漓的文字比较起来，这点文字似乎太简略了，简括得以至于读者认为太不够意思。只要与自唐以来的几篇写泰山的名文如唐人丁春泽《日观峰赋》、明人王世贞《游泰山记》和吕坤《观日解》比照一下，就可以约略知道的。
    写景壮物而笔下不够酣畅，与那种恣肆汪洋的笔锋比较起来，未免使这篇所谓的名文大打折扣。读者似乎糊涂了，姚氏究竟有没有文字表现的功力？在这里，阅读显然又遇到了麻烦。很多去过泰山的读者，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中的笔有足够的理由来衡估那些在古代被视为杰作的作品。在表现技术手段似乎远不能与今人抗衡的姚氏来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后人轻易地走到了他的前面。因为写景壮物，抒情言志，动辄千言，行文如泼，惟恐不尽，于是，需要重新审视阅读这篇文章的心理了。这样的笔力，如何跻身于名家之列的？如果是，那么，那些所谓的名家的底色也便清楚可知。甚至人们还要想，日出之后的游兴两节文字，充其量也只是草草收尾。如此说来，姚鼐和他的文章是遇到了麻烦了。
    然而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对于姚氏文笔需要加深认识。其文极其简括而内粘，所以遭到那些喜爱梁启超式以恣肆见长的文笔的人所诟病便不足为怪。朱光潜先生在《美感与快感》中说：“口有同嗜而艺术趣味却往往随人而异。”所以读者不能以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个人喜好而轻易作出简单的评判。在我看来，在今日动辄下笔千万言而文白如水的时代里，人们恰恰将一种简约的传统丢弃了。
    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8]的《略论中国文学》部分里说，中国文学在文明的源头，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很早就已不断地雅化，有意识规避“齐东野语”，其结果是走向了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即重在写心、写意，由此则求简求同，讲求心的涵泳与妙不可言。回到姚文，其“清真雅正”自是自觉旁依这种大传统。此外，散文选辑自宋人吕祖谦《古文关键》以下，讲风格则以简古或平淡为高，并有意规避所谓雄辩恣肆之类，以至于论苏轼文有波澜而不纯、苏辙文则蔽于拘执等论调，所以历史照见一路的文章心气。《古文关键》评欧阳修文“平淡”，并说“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徒平淡而无渊源，则委靡不振。”可见简淡的风格需要功力，非功力异常者不能有此文字。在桐城派诸家中，方苞直朴而神俊，刘大櫆气盛而瑰伟，曾国藩是经济语，都不像姚鼐这样直接唐宋而有简淡雅洁的风格。所以，这种淡远里究竟是有一种静重而博厚的文化内力的。杨荣祥在《方苞姚鼐文选译》里说：“与方苞的说理、刘大櫆的盛气相比，姚鼐的散文给人以平和自然、淡远而不乏沉厚的感觉。”[9]所谓“不乏沉厚”正是见出了“平淡”里的底力。如此看来，姚鼐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义理不切峻，考证坐实，而文辞简洁。他虽然吸收刘大櫆“因声求气”说，但求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并避免词锋的“盛气”，所以虽以阴阳刚柔论文，从理论上说，到底是偏爱于“阴柔”与含蓄的风格了。很少能看到慷慨激昂的情绪寄托与牢骚发泄，即便有之，也不似北方作家在作品里表现的激烈与斩截，而是带有许多江南特有的儒雅与妩媚的格调。更不同于由于时代的风气，一些作家如梁启超先生已经渐渐偏爱于小说这种张扬的文体与风格了。
    反而言之，要求得姚文的解释，需回到传统的文路，从其简约的文辞出发，走进他的自然、淡远风格，去追寻其博大、浑厚的心迹，方才是一条正路。以《登泰山记》论之，文章的情感是极其克制的，一反作者在同期所写的《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里所表现的张力情感——而后者正是诗歌“诗言志”的产物。而在《登泰山记》“日出”部分，他的情感其实也有奋张的一面，但到底还是“应尊顺上、待唱乃和”[10]的守道。姚鼐的简淡的风格，并不说明他寡情乏感，甚至文中还有别样的孤独与淡漠。应该看到，姚鼐的情感的隐藏的。他只记他的所行与所见，读者甚至看不到他的情感的一点袒露。但是，从文本里，读者还是可以捕捉到巨大的信息的。一是“泰山夕照”，一是“泰山日出”。前者，读者所见的是作者的清虚廓落的心境，是终于摆脱了某种蔽障之后的俯视，同样，这一点在后者也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确实，自然是最能够治疗人类的心灵的。而在一个冰封天地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泰山的顶上，又有多少人会有如此巨大的兴致呢？一个晶莹而纯洁的世界，一个静穆而无声的世界，就在作者的眼前。所以，我想，那种恬淡悠然的心情是可以捕捉的。但是，他行文的克制，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由于姚鼐与现实生活很少矛盾，生活面窄，接触社会少，所以文章的思想内容显得贫乏，几乎没有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的作品。在形式上，姚鼐也没能避免桐城派拘泥形式，过于追求古雅的通病”[11]。
    梳理了文本，结末再看看作者急迫甚至是疯狂游山的心情。据周中明先生研究[12]，姚鼐其实于乾隆三十九年秋季就已经辞去四品京官。对于姚氏辞官，有“乞病归”说、“养亲”说、“会（刘）文正公薨”说、“于文襄当国”说、“学术分歧”说，及“自不堪世用”说，等等。我比较认同周先生所分析的最后一点。与该文同时，姚鼐在《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里说：“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此生忽忽俄在此，故人偕君良共喜。……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纷四下，中天日月环双循。山海微茫一卷石，云烟变灭千朝昏。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见宇宙之浩瀚，叹人世之苍茫，感内心之苦痛，都是很明显的；其“孤臣”有路无归之感，是令人深思的。可以说，姚氏辞官的打算，实际上由来已久了。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除夕登泰山外，他在泰安过年，正月初四又去游泰山北灵岩，并夜宿张峡作《游灵岩记》。而游完泰山，仍不回桐城，而又回到北京，大约到辞职后第二年的春夏之交，他才由京归里。这一次，可以说，游尽了山光水色，尽了他的兴致，遂了他的心愿。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情形在读者目前浮现了出来。就是在姚鼐辞官前后，他几近疯狂地“周游”，他犹如脱笼之鹄的快意，这是颇有意味的。这种释放照见了他前此的积久的压抑与苦闷。早年，他在《与左仲郛浮渡诗序》中说：“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泰山，观乎沧海之无穷，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大行、太岳、嵩、华，而临终南……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13]泰山“夕照”与“日出”无疑是作者深情之所依托。他不怕长途，不畏山险，为他之理想而不辞努力，从中不难发见他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了，此次游历毫不夸张地说，甚至决定了他后四十年的人生走向。
    以前，学术界将细小放大，过分夸大了姚氏在参与四库全书期间与戴震、纪昀等人的“汉宋”之争，而周先生爬梳史料作了纠正，是令人确信的。姚鼐放弃了官场，鲍安顺在《寂寞的姚鼐》中说姚鼐“辞官回家时，是一路春风，犹如得道神仙一样快乐悠然。”[14]这点，我也是相信的。《登泰山记》的充沛郁勃与胸中郁愤难伸，至少在此次登泰山的时候得到了暂时的宣泄。明写登山，而毋宁说是作者的心灵的一次体悟，是自然的律动与他心中的节奏的合拍，于是带来了他心灵审美上的快乐，这自然也包括他余游时内心愉快而静穆的体验，因而自觉或不自觉的在思想情操上便得到一次培育。他感到了非常的满足，并且也传染给了读者，而作为辞官之后的标志性事件的《登泰山记》便是别有意味的了。

文献与注释：
　　[1]《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
　　[2]转引自《我的父辈在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林纾弥留之际，仍以手指画于第四子林琮手，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3]陈平原《明清散文研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6月。
　　[4]董自展《细密的文笔，壮美的图画——漫谈<登泰山记>》。
　　[5]丁亚宏《<登泰山记>教案》。
　　[6]倪江《公开课与自由语文教学》。
　　[7]姚鼐《复鲁絜非书》。
　　[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6月。
　　[9][11]杨荣祥《方苞姚鼐文选译》，巴蜀出版社1991年10月。
　　[10]引文见《后汉书"蔡邕传》。
　　[12]见周中明《姚鼐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姚鼐中年主动辞官的原因辨析》，《桐城派研究第八期》。
　　[13]引文见钱仲联选编《清文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
　　[14]鲍安顺《寂寞的姚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5月2日。

好的，谢谢吴老师，让大家可以在此分享到您的宏文！

常人很难体会真正文人的内心了。

情感心灵的东西，近来觉得，皆在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比如，社会决定具体的人，人皆不可超越时代等等。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闲敲棋子易，也只是落了灯花而已。

贾平凹《访兰》的教育学解读
　 □ 吴礼明

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删除在这里的部分原创文字，请多理解。
——吴礼明 2008-08-17

该帖子于2008-8-17 21:38:17被 吴礼明 编辑过

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删除在这里的部分原创文字，请多理解。
——吴礼明 2008-08-17

该帖子于2008-8-17 21:38:27被 吴礼明 编辑过

该帖子于2008-8-17 21:38:38被 吴礼明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