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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付宜红博士的报告 22日上午,是研讨活动开幕式,各级领导讲话,自是精彩。活动由南京市教研室忆记汪笑梅女士主持。开幕式中给印象最深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基础教育》杂志主编付宜红博士的报告。付博士曾留学日本并工作五年,曾多次到美国学习考察,走遍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了如指掌。她的报告主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质量——从小班化教学谈起》付处长对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小班化教育的成果作了很好的评价。她认为是“丰硕的”“相对成熟的”“前瞻性的”“相对奢侈的”付博士认为,江苏的小班化教育走在全国的最前沿,这是一种长远的目光,随着社会的发展,小班化教育将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主流方式。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的小班化教育令他们羡慕。即使是在江苏的苏北,他们的办学条件与那些贫困地区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付处长总结出了小班化教育所呈现出来的六多:1、学生发言的次数多了——班级人数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上课提问的面大大增加了;2、学生实践的机会多了,参与的积极性也高了。——以前即使是老师让学生自主实践,搞一个实验,总是少数同学做,大部分同学做观众,而现在大为不同了。3、学生合作的机会多了——但由于教室的空间小,学生转不过身来,而现在学生数少了,学生们不但可以就近讨论交流,还可以下位与别的同学进行自由组合交流,自主研究;4、接受的个别辅导多了;5、教师从学生中获取的反馈信息多了;6、学生得到的认可和欣赏多了。 付处长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推广了小班化教育,教育上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是需要不断的的探索和研究。 在小班的人数问题上付博士也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小班人数并不是越少越好。学校不是单纯的学科学习的场所,而是多样的思维方式融会,个性学习的场所,是师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场所。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个性能力兴趣爱好特长的学生融合在一起,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是多姿多彩的。她说,我们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办尖子班、提高班的原因就是防止学生个性人格品质的不健全。如果让学习好的学生在一起,就会与普通人缺乏沟通、交流。长此以往,他们长大了就不知道如何与社会上普通劳动者相处,形成鄙视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甚至会引起“自高自大,一遇挫折,心理即发生崩溃”等心灵的扭曲。而让成绩一般的学生在一个班,学生也会自觉形成低人一等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这样会挫伤他们的自尊心,在这种氛围中,他们对学习会逐步地丧失信心。长大会排斥优秀人群。她说,如果说班上学生越少越好,那么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就一个人一个班让老师教,其实这是很不科学的。也许那样,学生的学科知识学得很扎实,但他们的身心发展是很不健全的。人是社会的人,是在与别人相处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只有好、中、差学生在一起,形成交流上互补性,让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兴趣的学生在一起互相吸收彼此的长处。 付处长对什么是知识型的学生,什么是智慧型的学生也作了一番直观的比对。她说:“知识型的学生知道答案,善于接受别人的观点;善于记忆;不断吸收知识;不折不扣地完成作业任务,在老师眼里是百分之百的好学生。而智慧型的学生则善于提出问题,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盲从,自己的思维不易于受别人的支配,善于运用知识,乐于追根究底”。这样的学生如果遇到思想开放的老师还好说,如果遇到教法陈旧、思想僵化的老师,就会认为他“大不敬”不能唯老师是从,“叛逆”、“不守纪律”“调皮”等桂冠往往非他莫属。听到这里,我产生相同的想法,的确是的。有很多同学对老师布置的作业总是应付了事,写字潦草,答题想像力有余,而离老师心中的答案相去甚远。我的观点是有一部分同学对老师的机械性的作业不感兴趣,因为老师布置作业总是照顾到大多人的学习程度,重复性练习较多。而一部分思维活跃的学生,他们并不是懒惰,而是喜欢学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厌倦重复劳动。我想,牛顿当年在苹果树下,苹果掉下来砸到了他的头,假如他漠然视之,也许以后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人类的进步又要晚多少年。正是他善于猜想,才生出了这只苹果为什么熟透了会掉?而且是不往上掉,也不往左掉,也不往右掉的想法,才让他对世界充满好奇。以前有媒体讨论学习是为了干什么?中国人认为学习是为了找工作,而美国人认为学习是为了赚钱。现在找工作的竞争的压力大了,很多人就认为读书反正也找不到工作,干脆不读,这就形成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说要学知识到英国去,要赚钱到美国去,美国是冒险家的乐园。要考试就到中国来,谈到考试中国人肯定拿第一。这正说明中国的考试方式只注重文本知识的反馈,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的思维的存在。 付宜红博士说,在学习上我们不能独学无友,而要在老师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很好的沟通关系,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我们对学生的考查,不是学习的结果,而应是学习的能力,而学生的能力有些是可测的,而有些是不可测的,是无形的。现在的教育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一切为了应试。而忽视了学生的切实需要,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付博士引用了日本东京大学左藤博士的一段话:“越是基础的知识和技能越不是靠机械的反复和训练,死记硬背来完成的,而是靠体验和经历能动地获得。”我有同感,例如:听写、默写、抄写词语,这是最简单的基础知识教学方法,有的老师为了让自己的教学、质量达到最佳的效果,总是让学生反复的听写、抄写、默写,学生怨声载道,而老师却自鸣得意。如果老师换一种方法,让学生在写信,写调查报告、写作文,写观察汇报,写演讲稿的过程中学生遇到了不会写的字自然就会主动去采取自己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弄清这个字的字形,字义,以利于自己所写内容表达的准确性。再例如:数学上的3+5=8,如果为了让学生记住它,需要多次练习,学生生厌。而一个聪明的家长是这样帮孩子复习的。他对孩子说,今天你作业写得认真,我奖励你看电视3分钟;你吃饭不挑食,讲卫生,我奖励你5分钟看电视时间。你说你能看几分钟视呢?家长有意到了第7分钟要求学生离开电视,而孩子一定会理直气壮地说,三加五不是等于八吗? 芬兰国家的考试很少,美国也是这样,而且美国没有特别具体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特别细致的考核方案,而粗线条地对教育加以约束。这样有利于各学校能动地开展教学工作。有人提出疑问,如果国家不一级一级地对下级教育单位加以细致考核,就不怕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工作懈怠吗?事实上,各级教育部门并没有因为国家对他们的考核粗线条,就放松了工作要求。无论是校长 ,还是老师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对教育这一门艺术性极强的工作的理解。中国当今的考试,最大的问题就是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对一部分思维特异的学生,他们往往从多个角度和层次去思考问题,因此他们总被老师批评为“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比如选择题,命题者只为学生准备了四个方向,让学生必须在这四个方向上作出自己的抉择,别无它路,这就限制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造成好的同学怕考试,差的同学更怕考试,好的同学怕掉下来,同学笑话,老师、家长批评。而差的学生考一次试就等于是多了一次蒙羞。考试让一个个学生唯老师是从,学生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知道爱迪生在列车长的怜悯下曾经在火车上卖报纸,卖完报纸就在火车上做实验,有一次把车厢引燃了,结果被列车长一个目耳光打聋了一只耳朵。假如爱迪生怕失败,假如爱迪生怕引来麻烦,他能够创造这么多的奇迹吗?再比如,富兰克林,看到闪电很惊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就在雷雨天气下放风筝“取电”,结果,在一次实验中触电身亡。假如富兰克林害怕触电,文明的脚步将会迟延多少年?就从获诺贝尔奖的情况来看,中国到现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考试方式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被奴化。事实上,在平时的教学中,老师们总是喜欢把思维活跃的学生定性为“调皮”“叛逆”“不守规矩”其实,往往这部分学生正是创造未来的最典型的人群。中国人自古以来,总是喜欢讲政治,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逆,“发配充军”“斩首示众”“满门抄斩,诛连九族”。几千年的岁月中,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极点,而科学文化却始终徘徊不前,导致了成为列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是现在,这种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观念还一直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国人的心中。尤其是教育者的思想意识中,学生必须听老师的,因为老师是对学生“好”的。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因为老师的水平要比学生高得多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 在有效性与效率问题上,付宜红博士也有自己精辟的论述。她举例说,一个知识点,一个老师用注入式教学法,2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学生也基本理解了。而另一个老师让学生先进行尝试学习,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学生自己发现了其中的规律,用去了近10分钟。究竟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具有可行性。是不是2分钟的教法效率就高,用了10分钟的效率就低,不能武断下结论,一切要看学生的学习效果。其实,学生学习的过程是思维能力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弄明白一个问题即达到目的这样简单的。就像长江一样,假如长江是一条笔直的江,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蜿蜒曲折,它的美就没有这样让人回味无穷。 在学生参与状况上,付博士说,过去大班,班上能有一大半的学生进入了很好的学习状态就不错了,而现在实行的小班化教学,要求是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 付博士举例谈了日本的语文教学模式。学习一篇课文是这样的:1、学生读课文2、学生提问题3、师生一起解决4、开一个问题发布会5、每一个学生写一个学习总结报告,反思自己的学习经历。学生在读书、思考、理解、表达、的过程中启迪智慧,发展能力,个体的各种素质呈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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