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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情
——我的中小学时代的教育故事（上）
吴礼明
我是乡村里长大的。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那个村庄像我这样的姓氏不多。因而父辈们受了一些闷气，却并没有累及到我身上。我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光。那里有水，我家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库。有山，一座连一座，只是这些山很小，学名叫丘陵。我外祖父的家就在我屋后东边小山的那边。那里有一条长年不息的河流，叫麻溪河，有关于吴姓的故事很多。又不缺树木。我家对面的山头上满是树。从我家向北翻过小山头，便到了另一个庄子，是“日不能聚两饭，晡辄食粥”的清灯下，带着兄弟二人伏案读书的姚鼐先生的家之所在地。
饥饿，是姚鼐时代的记忆，也一直延续到我的记忆里。这两个字，曾经长期地折磨着我。家里无衣可穿，平时都穿母亲的改制服，所以常常盼望有新年的到来——于是有新衣服可穿了，也能够吃上丰盛的饭食。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同祖父家分开。一间朝头的房子，开了门，就算是独立了。我在外祖父家呆过一段时间。十几个外孙中他最疼我。所以，要问我最熟悉的一条路在哪里，我说，是从我家翻过一个小山头，过一个冲，到我外祖家的那一条了。这可以算是最朴素而也不过的情感了。古人说：“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我想，教育的发端往往要从这里开始算起的。所以，我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帮地里干活的母亲送点水，后来是替母亲为队里看工分印什么的。六岁的时候，就已经会给家里做饭了。
虽然我家曾祖非常殷实，但到祖父时，就落了很多，少有经济来源。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到几百里外的黄山去修石砌。家里便只剩下我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过活。其时我已经在小学念书了。开始那半年在隔壁一个村庄，路很近。我白天上学，傍晚回来做点喂猪的事情，早晨起来到外面去拾一点野粪。晚上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作业，母亲则在一旁纺纱。她明净的眼睛时而瞅纱，时而瞅我，并与我偶尔地说上一回。有时还让我念念父亲在外地寄回来的信件。等功课做完了，洗脸洗脚，然后上床休息。上床之后，床边墙上亮着油灯，火光闪闪的，她纳着她的鞋底，上着她的鞋线，每每还要讲一两个故事、打一两个谜语，或是哼一段儿歌什么的。甚至昏暗的灯光，油烟熏黑了的墙壁，陈旧的家什，琐屑的家长里短都渐渐地成了一段儿歌，一个故事和一个谜语。于是心灵超越了辛劳，韵律代替了沉闷，世上的花草虫鱼也似乎都有了新的意义了。她在构造着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并在不经意之中也编织着我及我的妹妹们的世界呢。我仍然记得那首山歌。歌曰：“鸦雀窝，团不罗嗦，公吃酒，婆唱歌。大媳妇，唱山歌；二媳妇，吹海螺。站着唱，脚很酸；坐着唱，口又干。拿茶喝，茶又苦；拿酒喝，酒又酸；拿一块酱油干，吃半边，留半边。猫衔到，踏板上；狗衔到，河那边；惹得好吃的奶奶哭三天。‘奶奶，奶奶，你别哭，锅里还有一快小猪肉，你跟小嫂两个分。’小嫂趴锅舔，舔着小姑的脸。”这不是一幅很有趣味的世俗人情吗？在有韵律的语句中，生活被轻轻点化了，于是严肃而表面的排场、内里暗暗使劲和争吵的场面变得诙谐可笑了。多少年后，当我学习古代的诗词，觉得并不那么劳累，想想原来在我母亲那里早已学了不少东西了。我小时候的自由式教育基本都是在那几年。当然，父亲的书，我也时不时偷偷地看，当然不懂，就看图画。家里有很多绝密的资料，比如林彪事件，后来翻出来，还被母亲教训了一回。
而真正上学对我来说，第一年是个噩梦。因为虽然和别的孩子一起学习，但就是不会书本里的东西，总觉得没有母亲所讲的有意思。考试的时候，题目还是我的一位姑姑，那时是念二年级，帮我抄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下课的时候，同一帮同学在操场上——老师家前面的空地——玩飞机战斗，膝盖战，砸鳖儿，折纸马，或在水面上打漂漂儿，冬天时到冰面上去溜滑。我不喜欢老师要求做二十以内的加减法，但喜欢她要求我弄来二十根小棍棍，因为到屋后黄花菜地里拔出一把来，很方便。我唯一的炫耀是带着父亲的书到学校向同学吹嘘。而当时我最大的兴趣还是家里的收音机，总想拆开看看里面的究竟，因此弄坏了几个，也不少遭到母亲的责骂。父亲回来后，对我严厉起来了。因为我几乎不会算术，所以老是遭到他的斥责。他为此还抄了一份二十以内的加减法要我背诵。所以背诵口诀成了我那时最痛苦的事情。现在想来，教育要因材施教，至少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我还算幸运，可惜很多孩子多“扼杀”在这正式教育的第一年里。
后来母亲对我管教也甚是厉害。我上小学的时候，两次做坏事都被她抓了正着。一次是学校要学费，而大人总不在家，催急了，便私自拿了五角钱，被母亲打了一顿，说什么都不行。立下的规矩是，钱不能碰，由大人给。另一件事是将一只步枪子弹壳从家里拿出来与邻家的大孩子作了一个交换，结果被母亲发觉了，打了一顿，随后是逼问，不说，继而是好打，还是不说。打急了，便跑出家，母亲在后面追撵，得上了，又是一阵好打，结果我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后来母亲是含着泪水，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饭，问我还拿不拿家里的东西，我说我不了。她又说，外面的诱惑多着呢，要多提防。此外是一遇与人打架，不问三七二十一，回家后，先是遭一顿打，然后才问问打架的原因。现在想想，当然，打是一种规范，让人知道哪些事情不可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少了一份激情与好奇呢？我在一个文字回想起我的曲折的经历，还这样说过：“我的母亲夜夜用故事和谜语编织的谎言诓骗我，这使我的眼里缺少对现实的冷眼的正视。而我的父亲，他也用所谓的耿耿正气，教我念书，如何做人，却不知让我感受一下那无处不在的邪恶，以至于今日仍对此物缺少必要的防范与警觉。现在，远隔千山万水，报应正落到我的身上，只有我自己时时鲜明而痛苦地承受了。”
半年后，转到了另一个叫何庄的地方接着读一年级。过了我家前面的冲地，再上山头，下坡，便到了学校。学校后面的树木很多，多高大。我现在有时做梦，还感到我静静地走在那一片林荫里。学校前面是水塘，住着一户人家，有一哑巴儿子，笑面，和善，很会弄鱼，经常跟我们做鬼脸，很后来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校舍一共有两间，是租人家的房子，老师一位是我原来的吴老师，另一位也是我同庄的邹老师。还有一位姚老师，教我一段时间。吴老师也不凶了，他们都待我很好。我在那里学习突然开了窍，背起书来好像非常厉害。老师弄了一张白纸，写上姓名，背出的课文，就在相应的地方画一五角星，一学期下来都画满了。所以学习成绩是非常之好，得了红领巾，还得了一支水笔，一个笔记本，一张奖状什么的。最后还被两个庄子的女性长辈们传诵着，在是我工作以后母亲才告诉我的。
学校屋后有一株野刺，丛堆里有一棵野葡萄树，我们时常摘着吃，酸酸的，还有点涩。另有一种野葡萄藤，长在地头的，放在嘴里也是酸酸的，有一回拿那酸酸的野藤去换同学的纸，被老师发现了，一顿长长的批评，说是有毒怎么办，后来便没有再做了。文娱活动不多。吴老师教我们跳过舞，拿着刺槐叶当彩带，要我一男生，跟一群女孩子跳，不情愿，便狠狠地用眼睛盯着，没有办法啊。当然，也是老师之爱的一种表示吧。
我在那里，见到的同学多了，经常在路上打架，一群一群的，好像有没完没了的矛盾。田间是我们的战场，麦地是我们的避身之所，常常将看来的电影也在这里温习一遍。乡村的孩子确实都野，一下课，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处追撵，或者不问三七二十一，十几个男生排成一溜儿，靠着墙根齐刷刷地倒立。
学校的房子很小，很矮，是草屋。教室很暗，下雨天，有的地方还漏水，地面经常是趟着花花作响的水。桌子是土坯垒成的，板凳是自家带的。每天放学的时候，要带两样，一样是书包，一样便是随身的小板凳。下雨的时候，一般是赤脚，跑着去上学。路上总是不停地玩耍和捉弄，不像现在孩子这么累。我后来在《雨天旧事》里还回忆了这一段：“雨下了，没有伞，就挽起袖子和裤管，夹起母亲做的小书包，一路打着水战去上学、放学。有时到了一棵小树前，等着一个同学，待他到时，猛一跺树，雨水湿了他一头一脖子，这边便禁不住狂笑着，咯咯地让他追。当然，自己也挨到别人的算计，有时天很冷，一身的水，却也冷得直哆嗦，然而是不在乎的，并一定要大声地喊着。”可惜今日的儿童教育里，几乎已经没有雨水、嬉戏和应得的那份快乐了。
三年级的时候，到大队学校去念了，路上见到的人就更多。学生的个头不一样，年龄大小也不一样了。小一点的，往往跟在大一点的屁股后面混着，但私下里照样是不断地与同年打着架。那时发生大旱，大队里搞西水东调，挖了很多抗旱渠，所以很多路段都断了。大一点的孩子一蹦一跳地便过去了。我们小一点的只好绕道，而常常被大孩子所耻笑。后来也学着他们，先后退，再纵身，既而使劲，居然也跳过去了。于是跳的人多，沟渠两边都被跳出了深深的坑。勇敢是居然是可以锻炼的。
在这里，语文老师伍老师背书抓得也很厉害，字要记，课文要备，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生字在哪一篇课文里呢。反倒不像现在一写起来没有完了的时候。上课也讲点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但不多，就是读，就是背，也不讲什么写作。那时也上早读，不过上了之后，再回家吃饭，来回是五六里地，八点多才上第一节课，下午上两节就快快乐乐地回家了。而现在课表排得满瞒的，有的小学甚至恨不得晚上也将课目排上。
我到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老师，胡长来老师。我们同学念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时，常常故意将“一枝红杏出墙来”念成“一枝红杏出长来”。他很温和，但也有盛怒的时候。有一次上《挑山工》，要我们同学背诵，从前排开始，背不出的要被拧耳朵。结果站了一路同学，耳朵都被拧了一遍，龇牙咧嘴地叫着。我因为个子比较高，坐在后排，叫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背出，脑子直发嗡，心想这下完了，但他只对我笑了笑就走了。我后来感激他感激得一塌糊涂，真真喜欢上他，甚至连他的姓氏。但这样的“暴力事件”只有一次，他待全班同学都好。我后来时常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去倒水喝，他也显得特别地客气，还叫我坐下来慢慢地喝呢。
有一回，他见我手头上翻弄着《唐诗三百首》，拿了过去，说是过一段时间还。我很担心，时时紧张，心里非常后悔，为什么要带进学校呢，为什么不多看多记一点呢，老师拿去了，以后就没有了，怎么向父亲交代呢……这种念头在我脑子里盘了几个星期。还好，他如期还我了，还在诗句里画了很多红线，到现在都保留着，成了一段永久的记忆。那时使我突然感动，老师就是老师啊。常常说师生之间要建立起信赖，如果教师都做不到的话，学生的信赖感会从何而来呢？他后来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唐诗，说读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可以使人痛哭，“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可以使人细腻，现在想来，真不简单啊。
他上课的时候，很有激情，吐沫四溅，坐在前排的同学每每要皱着眉头，将头颅偏向一边。想来，可能是他的牙齿不整齐吧。就这一问题，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人有饭吃。所以，加上他的大背头，走路的时候很喜欢用手一弄一弄的，很有风度，便觉得他哪里都好了。他对我的期望很大。可能缘于有一次语文竞赛。题目大家都没有见过，我考得很好，得了八十多分。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灵气。小学毕业考试结束后，他还带着我们去我的同学闻芬家玩了一回。闻芬的爸爸姓许，在公社里任职，老师让我们都喊他许书记。我们还在她家的房前屋后一阵子的乱转，看了花草，水井，围栏，台阶，还有精致的家具，算是长了一回见识。后来上初中，学习魏巍《我的老师》时，读到蔡芸芝先生带着学生去她女友家看蜜蜂，还想到这一切。我也有我的胡老师呢。
其次一位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李云鹏老师，退伍军人，很干练，很精神，有威严，也厉害。学校的体育课几乎都是他来给我们上。谁要站不好，他一脚过来，你吭都不能吭一声。我们都怕他。上他的数学课，他总要带一根戒尺，一米长。他考试很多，他规定凡是考试不能及格的人，都要挨扳子，打的时候似乎是咬着牙，其实只是有点痛，有的同学几乎都没有卯过一次，常常是龇牙咧嘴的——这怪样很多都是装出来的，否则老师还要打。我也挨过打，是因为他所期望的没有达到，不过次数很少。结果，从这里出去的孩子的数学成绩都好，甚至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有一年假期里，我们到学校，见乱草横生，枯叶满地，便主动帮老师干起活来。我还帮李老师打水抹桌，清理他的办公室，他与我们一道干得很快乐，脸上喜滋滋的呢。这些老师基本上都不偏某个学生，但也期望能够培养出学生来。他将我们送走后的一年，在我邻庄一位老师家从容闲谈，论及他所教的这两批学生，很得意地谈到我和其他的一些孩子将来会有出息。后来果然都应验了。我还听我母亲说，教我三妹时，见她的名字与我相象，便询问起我来。得到的回答说是，他便一把搂住在怀，连说“好好好啊”。现在想来，见他当日的严厉，却原来大丈夫也还有如此柔软的心灵，还记着一个个永远印刻在他脑海里的学生，真有很多的感慨啊。
与后来的读书生涯相比，我的小学简直可比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