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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一柱火光[吴礼明“教育评论论坛”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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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11 10: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以下所有文字请勿转载,报刊使用,请明言一声。谢谢。

目录

阅读:呼唤“主体”意识!  2003-4-21 21:41:00
知识层与非典时代的品格    2003-5-15 15:54:00
教育、香火与灵魂    2006-6-2 13:03:53
教育:卑微者的生存困境与绝望的选择    2007-8-9 10:25:14
班主任:需要走出“自是”的樊篱    2007-10-19 14:21:59
知识层与非典时代的品格    2007-11-21 16:13:43
人性的边界有多大?    2007-11-21 16:21:13
做一个虔诚的教育者    2007-11-21 16:22:39
家长和媒体在小学生“选美”中充当什么角色    2007-11-21 16:23:56
关于“师道尊严”的一个表述    2007-11-21 16:26:00
请法律明确教师管理权——答北京《现代教育报》记者问   2007-12-15 20:04:03
可怕的“体验”不能做    2008-3-3 18:24:19

英雄不问年龄和出生——读《生命的药方》
唤醒沉睡的灵魂和直逼灵魂的审问
教师审案:一场奇特的权力运作
怨愤何以如此之甚
应试教育的藤与素质教育的瓜
年轻的老师,我这样想这样说……
真的教育何其难
六岁的孩子能写什么——兼谈小学生的作文教学
凄美抑或悲壮:当代中国教师精神的“镣铐”之舞
教育面向未来的承诺和行动——安徽铜陵市教育局关心青少年活动述评

幽情与自负——读梁衡《冬日香山》
思考不能止于发表
孙子=老子?——读“人类审美的普遍的现象”
我读《卧薪尝胆》

 

 

[p-center]该帖子于2008-3-12 18:28:42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06: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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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3:47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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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thread-27238-1-1.html

知识层与非典时代的品格
(2003-5-1)
   吴礼明

 
    因为非典的影响,很多地方都自我隔闭起来了,情形甚是可怕。有人把它形容为比任何一场可怕的战争还要可怕!的确,诚如西方谚语所说:恐惧的心理比恐惧的到来更可怕。因为战争有一种可以预见的后果,而非典却无法预料!你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多大程度上再对易感人群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你得时时担惊受怕,就是最有医学权威的人,也不敢保证他在这场非典面前能够成功地显示医学科学的强大威力。
    这是一个深入人们心灵深地的恐慌,是那样的持久,那样的无奈,那样的无望!你每天都听到有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被隔离,多少人已经死去;同时,你又被周围的恐慌所传染,并一同陷入一个恐慌的社会洪流之中。
    我们已经多少年没有感到这种恐慌了。所以当某一天这种恐慌突然降临时,竟让人感到每个人距离死亡其实是那样的近在咫尺!于是方寸乱了,生活乱了,甚至精神也乱了。
    但很少有人冷静下来,而超冷静的人又是那么的微乎其微!我们似乎早已忘记或不知怎样才能冷静下来,我们的目光黯弱,我们的脑袋昏聩,我们甚至悬想那一定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伟力呢。
    所以,突然一下子,我们失去了思考,失去了探寻,失去了愤怒,失去了诅咒!那种冷静,不,镇静的举动又是多么微弱啊,以至于极有湮灭的可能了。因为你看到,那惊慌的洪流滚滚而东,胜似惊涛骇浪;惊慌的洪流纵横决荡,有如地裂山崩!一个非典病人住在你家的楼下或附近,你会深感是一颗“生化炸弹”;在不法商人为哄抬物价而制造的传讹中,你也禁不住疯狂地加入了正在肆虐的哄抢风潮之中……
    现有的所有的秩序似乎都乱了,为的是求生!但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我们集体意识里的在二千多年前的“鱼”与“熊掌”、“生”与“死”的命题。在那里,圣人是心知肚明的,有一杆永恒的心秤在。但现实之中的“道义”何在呢?这些易感的人群,他们为何要担当起以交付无辜生命于魔鬼为代价的责任?谁又是这场非典恐慌的幕后真正黑手呢?
    但是这个“道义”,实需要一种健全的理智与自身道德的理解啊,并同一个社会的公德的建设!在这场混乱之中,我们看到一种不理智,一种盲目,一种无责任正在蔓延!而与此相对的是,制造谣言,以讹传讹,哄抬物价,谋取暴利者又无孔不入,使我们看到私欲膨胀可怕的另一面。
    但在这场非典洪祸肆虐的时候,我们看到面对多少的普通生命的恐慌和消逝,与某些大大小小的“老爷”们显露出的那种冷漠与无情相比,我们也看到整个社会在国家高层的“战时机制”面前渐渐显示出良性的运作和平静来;特别地,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种我们原本就很难看到的一种大敌当前,正如人们所期待地那样,新一届领导人表现出临危不惧的胸襟与气度!这次领导人果敢的行动,及时采取罢黜举动,给了世界社会一个强有力的信念!同时,我们也看到,公共舆论代表着一种民主,已经将很多的丑闻曝露无遗,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因为公共领域的问题是如此深切关系着每一个人!看到有高官辞职,有官员被弹劾,这是在非典时期健康的现象;于是,有人甚至设想这会不会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次绝佳时机?
    这是一次“达则兼济天下”传统思想的在沉寂多少年之后的渐渐显示对现实的关怀。这是知识分子一种凭借网络与公共舆论的对于现实的积极关注。这是可喜的!但内敛的“独善其身”仍对知识层有很大的影响,在公共事务上明哲保身,不愿意抛头露面仍有很大的市场。而“兼济”型知识层,现在还只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依托”“以报纸为平台”的公共议政。
    恐慌是存在的,但我们冀望于那些饱学的人们!因为这对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而我们也希望这类知识层能为中国公共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希望我们的知识层是一个思想深邃、性格开朗、可作楷模的人。
    一个真正的学问人,他必定思想敏锐,洞察事理,处变不惊,从容镇静,而能应付目前的困难。知识即德行。正如有识者说,世间的多少罪恶都来源于思想上的愚昧!一个真正彻底的明晓事理的人,他必定知可为与不可为,决不会睁眼往坏处走。中国在道德方面的建设现在正经受着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识层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作、编书,我们还应当眼一种公共的使命;虽然我们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慈善家,但不妨我们有一种悬壶济世的情怀。知识层最可贵的品格的“先忧后乐”应当在现代大畅其光!而我们很多人至今仍把学问仅当成了变通经济的手段,每当厄运降临的时候就变得不知所措了,甚至比普通人都要恐慌,实在是大失水准啊!
    因为知识赋予一种品格,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普遍存在的一种道德、一种精神。我们在范仲淹、王安石那里既已知之矣;我们同样在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那里感受到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神圣的责任与使命!
    当现在的中国甚至因为是知识层的祸水推澜而使而使一般人们把生活仅仅界定在“声色犬马”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剩下了肉体之欲和肉体的营养,它们甚至因此而太过盛了!我们现在正遭受着因这些人倡导的愚妄罪恶的社会风气而带来的灾难。在这个缺乏灵魂与思想的社会公共空间里,我们是不是要静下心来好好地思索一番?
    一个时代只顾及物欲而无视精神之饥饱的时候,我们就无怪种种异常现象的发生了。
    中国知识分子莫再堕落、痞化、小资化,应当有一种认艰识危的忧患意识。但也许有人没有这些“化”们,但因为你并没有在青年人目前树立起一座丰碑,一个榜样,你没有去激励他们内在的志气和勇毅,你没有尽到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良好精神品格的责任,那么,你就不可推卸!
    但我们这样倡导,并非是要我们人人去做一个个“雷锋”——诚然雷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我们这里的用意是要造就一个时代知识层的精神空间,是一个足以影响中国未来多少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公共道德品格。
    我们应当有一种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打赢非典需要这种精神! 

              (《师道》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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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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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6:19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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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13:06 | 显示全部楼层

thread-300082-1-1.html

教育:卑微者的生存困境与绝望的选择
吴礼明


  我是在“21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上看到《现代教育报》上的这则报道的:
  现代教育报讯:国庆节前夕,湖北崇阳某乡老教师雷某。在参加县里组织的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中,因为只考了44.4分,而该考试成绩被县教育局公布到该教师工作的学校大门口,雷老师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在家中上吊自尽。
  据悉,雷老师是该学校很优秀的老师之一,从事教育工作23年,为人友善,个性开朗,与邻里,同事关系很好。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他早就应该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转。时逢崇阳搞民办教师改革,所有民办教师一律解聘,参加考试后在由教育主管机关决定重新聘用。
  由于雷老师已40多岁,在该考试中只考了40多分,在全县几百名参考教师中排在倒数第4名。成绩出来后,县教育局边将考试成绩张贴在各个学校及教育机关门口。
  一天,在雷老师教书的学校上学的侄子跑回家告诉雷老师:“你的考试成绩只有40多分,全县倒数第4,同学们在学校门口都看到了,大家都在议论呢!”
  “当天我爸爸就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情绪低落,晚上连晚饭都没吃!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出门见人了,以前他总喜欢在门口与邻居们说笑的!”雷老师的女儿这样对记者说:“他还跟我妈妈说:‘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
  据雷老师爱人介绍,雷老师后来还去找了县教育局的局长和相关领导理论。后来回来后就寻了短见,在家里上了吊。有同去的教师称在教育局雷老师还与有关领导发生过争吵!
  事后,有谣言称,县教育局曾给了雷家3万块抚恤金,直到记者采访时,雷老师的家人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声称要找有关人士理论,因为他们连半个钱的毛都没看到!

  说实在的,我麻木的神经还是震动了起来。
  我今天上午在课堂上给高二学生讲白居易的《琵琶行》,还在为白氏感叹呢,说他有儒家的“不忍”之心和善良的人道情怀,在人性的层面上大写着对人,尤其对女人的同情、理解与尊重。真是难得啊!下午即看到教育在线一位“先锋”的朋友给我发短信,叫我去21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上去看看这则消息。读罢,内心猛的一沉。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感到冰凉。这个秋天注定还依旧是寒凉啊。但我还是该尽早地回过神来。
  在这个时候,说教师许多可怜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报纸上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他早应该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有转”这一春秋曲笔的同情含义,似乎也没有多少意义。至于说,“雷老师是该校很优秀的教师之一,从事教育工作23年,为人友善,个性开朗,与邻里,同事的关系很好”,我却是持很怀疑的态度。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吗?从什么角度说的呢?我总感到报纸上的这种“正义”之申的有些官样文章的味道,似乎与那些被有关部门追封的“英灵”通常都有一段嘉美的“回忆录”没有什么两样。不知怎么的,我极不希望这位雷老师也有这样的美誉。
  其次,对于他的“个性开朗”一说,我也表示我的怀疑。应当说,“个性开朗”的人而寻短见似乎说不通;但他既已自尽,则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个性开朗”的真实性。无独有偶,我今天正给高三的学生讲到《阿Q正传》的结末,就连那样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在最后一刻也终而因复苏了他的自我意识而要喊“救命”,我想,求生的本能肯定使雷老师他不会轻易地作出“轻生”的决定的。所以雷老师肯定是不会仅仅因为面子的问题而去寻短见的,尽管他曾对他的妻子说过“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之类的话。至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的心里肯定积攒了很多家庭的、社会的和自己心灵的矛盾与郁结,他对于人生的绝望决不会仅仅是这一次。一个“个性开朗”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冲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他的行事多会是经过漫长的思索的结果;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现实的隐性压力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而这次考试的失败,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线罢了。
  不过,那44.4分也太富有意味了。连50分也不到,排列得那么整齐,精确得那么到位,就像三把利刃,刀刀刺向他的心,对于一个与分数打交道、整日面对学生的老师来说,其意味着什么,是不消我多说的。真是冤孽啊!如果是我,见到自己“考”了这么一个分数也会揪心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件事太富有嘲讽意味了!先是我们的学生因为考不好屡遭老师的斥责,再是民办教师因为没有文凭的知识权力(或者公办教师即使有文凭而没有世俗权力)而再三受到“改编”,尽管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还是慢慢说来吧。
  教师拥有知识、能力、教学的方法和成人的经验,而使得他处于优先的“权力位置”。于是,学生在我们的教师面前就成了当然的“受制位置”。
  老师训斥起学生来是据说是身不由己的。学生考得不好,那训斥是当然的;考得好又能怎样呢?“你距离我想的还有很大的差距呢”,还是免不了被“教育”一顿。也许那些在小学里为“98”“99”还是“100”分而争得头破血流的学生,后来是最有切肤之痛的。我今天看高三学生的周记,说有个孩子在小学到中学都是老师批评讥讽的对象,后来居然考上了名牌大学。家长喜出望外;但孩子只冷冷地说,只是因为一位好友的不断激励,才使得他坚定信念,以极大的承忍面对学习中的“人为困境”。想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我相信,雷老师肯定也曾“考考考分分分”地这样做过。但很多人也许不以为然,总会以“大家都如此这般”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而雷老师这回却不然。面对这样的分数,他肯定有更深的痛苦,以至于不能自拔。
  因为拥有“权力”,又不愿主动走进学生,我们不少教师缺乏对学生世界的真正认识与理解,在今日倡导“学生主体”的教育思维里,这是极其尴尬的。在与学生的关系之中,我们有的教师还不知道如何与学生交往,对自己与学生一起的生活还缺少持续不断的有意识的反思,因此还没有学会这一类教育生活。即便许多老师有着与学生交往、想成为他们“理想”的指引与人生的“导师”的愿望,但这种美好的愿望难免会被当今社会的功利和价值取向所压抑和湮没。所以,学生的位置在我们教师的心中其实是那么的微弱啊!
  我们的教师甚至忽视了人与人交往的理解、同情等基本关系。我们的教育“经典”里,非棒即哄,其疏离、隔膜于学生已有两千多年了。在很多地方,教师不合理地运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将这些权力演变为粗暴的霸权。在法制不健全或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教师这类行为随处可见。不可否认,不少教师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学生的感情,扼杀了他们的天性,日积月累下来使多少孩子对对教师失去信赖,对学习深恶痛绝,乃至以逃学辍学的极端的方式拒绝我们所谓的“教育”。教师的失当使师生两个世界的隔阂进一步加深,而滥用手中权力则时常将这种隔阂推向危险的境地。
  所以,一旦决定我们与学生之间唯一的优势——分数评判权——被剥夺了的时候,我们的教师甚至连一点儿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甚至得不到孩子一点儿同情的泪!报纸的引述雷老师“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这番话,似乎表明这就是雷老师他自尽的直接动机——为了一个面子;而我想,如果这样理解,则是教育无言的悲哀啊。
  另一方面,我们教师的可悲之处还(更)在于,对学生拥有权力大多数都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为代价的。因为权力是外界给予的,而不是本己的力量,如人格的修养、人生境界的开拓等等。
  说教师的权力是外界给予的,说得冠冕堂皇些的,是因为教师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教师的名称、地位是社会赋予的,现实教育中,教师顺应的是国家的、社会的利益逻辑,而要收束自己的生活逻辑。但教师因为卑微者的地位,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为了自己的幸福和信念,他不能或很难在自己的教育的生活中体现自己存在的人性、自己处理教育问题的智慧。尤其,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生活中要体现通过与学生交往,拓宽交往的空间和深度,追求教育的意义,以使自己获得在教育中的幸福体验,更是难上加难。而现实的种种力量使得教师不幸地成了一种机械操作的代替品而忘记自己的存在。
  在使自己机械起来以合乎操作的规范和流程里,我们看到现实中的教师多数人由来已久地,只把教育活动当成(教学)任务的上传下达。于是,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任务的眼光”里,教育里的崇高显得虚伪,生机勃勃的教育活动变得荒疏而没有人性和良知。于是,在整个社会功利心态的烘托和压力下,教师行为被纳入了科层制(官僚制)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轨道。
  说教师的权力是外界给予的,说得直接些,是处在大大小小的权力的运作之中的。老师对学生的这种“有评判权”是相对的,他也并非时时处于优先的位置,他的这种权力必须在一次次的中考、高考中被指挥棒所认可;而不得认可,其后果就可知了。有人说,教师充其量只是个工人,特级教师也只不过是个熟练工人。有人甚至说,在中国并不要求什么教育家,会理论思考,写文章,精心上课什么的,那没用;关键是看出多少成绩,考走多少学生。当然,除了这些指挥棒之外,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评判,而这些评判也是先定的,这是不需要什么论证而由大于教师的那些所谓的权威所构成。在外在的形式看,这种“权威”的行使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有时还极合乎严格的规程的要求,比如像简化机制的考试行为。于是,在现实教育状况下,社会的利益逻辑演变成教育部门的考核,进而演变成衡量教育的惟一尺度,成了教师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权力。这种利益逻辑缺乏长远的眼光,因为对学生而言,利益的获得并不长久和有效。在这种权力的运作下,可以使一个极其平庸的教师成为一个特级教师,同样,它也可以使所谓的特级教师下马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教师失去了作为一个教师的话语权威,也由此失去了连带的谋生权利。这是最难堪的,也是最致命的。所以面临人生困境的选择时,我们中的很多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而往往被外在的恐惧和压力所支配。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他雷老师那一句发自深心的话——“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
  可悲正在这里。即使有很多学生再有天赋与才艺,只要学生考得不过关或不如老师的意,那么,做学生的就丧失了一种资格,而得不到老师的信任。而作为这种信任的评判的正是老师他自己,却不需要一定的权威机构或专家系统。对于老师来说,他的不幸也正在这里。那么,对于上一级主管部门来说,即使你老师有再大的能力,只要你通不过所设定的考试,(而它的可信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那么你就丧失了一种资格,那么你就不被信任。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用“信任”一词,实际上只是单向地使用,并没有在对等的情形下使用它,相当于“认可”一词。我们使用的不是我们能信赖的“权威机构或专家系统”,而是行政权力。于是,我们看到,缺乏相应的“信任机制”,就是这两者具有荒唐的共同的基础。
  诚信认知和诚信行为失范,缺乏一种统一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道德评价上,功利的考虑往往又重于道德的权衡。而暗箱操作事实上在今日已经成了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所以,雷老师那次在教育局的激烈行为肯定是“书生意气”了。
  报纸上的这则消息,我们古人早就用形象的寓言来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残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是吗?螳螂捕蝉的时候,那蝉要挣扎,你从那凄惨的叫声里是不难听到的。而雀捕螳螂时,那螳螂又岂能束手待毙呢?所以看到报纸上说,“雷老师后来还去找了县教育局的局长和相关的领导理论”,“有同去的老师称在教育局雷老师还与有关的领导发生过争吵”,也就多少让人颤抖恐惧起来,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与我年纪相仿的一位老师,他是安徽庐江人,年纪轻轻的,走的是与这位雷老师一样的路。他的家原来与我家对门。死的时候,我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还为他抢救过。至于他的死,很多人将原因归于他的家庭。甚至刚一死,流言就四起了。我除了难受实在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一个死去了的人又如何去承担起那么多的社会道义与责难呢?而围绕雷老师的死,肯定也会生出无数的是是非非来。我想,这与死者又将是多么地无情啊!
  从我的这些浅薄的思考中,我只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教师——些卑微的弱者,去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过失和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

                                (福建教育出版社《明日教育论坛》第39辑)

 

[p-center]该帖子于2008-3-11 19:08:38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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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14:5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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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6:27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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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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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边界有多大?
——从一道试题的选文和命题说起
吴礼明


    这是某集团公司教育管理处的高二(上)期末语文考试卷上的现代文阅读题《藏羚羊跪拜》(作者:王宗仁):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发生故事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印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统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蹭得油光闪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企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跷蹊,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呀!
  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单看这个题目,给人最初的印象似乎应该是,动物可以“人格化”的。藏羚羊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情,在它的身上是要体现一种庄严与神圣的东西吧?但一看文章才知道这个动物并没有“人格化”,原来是这只动物对人的下跪。而这个“跪拜”啊,看出这“人”类竟是多么的高傲!
  说起人性,好像总带着人文关怀,似乎它就是与野蛮、专制、愚昧这些词是格格不入的。所谓人性,就是依乎人之本性,从人出发,从人的最纯真朴实的自然生命情感出发。在西方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背景里,人性又体现了与宗教——尤其是世俗宗教一样的神圣地位,它是与残忍、野蛮相对的一个词,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光照。然而人性这个词又似乎是“与时俱进”的,现在又与慈善、环保,人与自然、人类、母性,生命,等等神圣相关。
  于是说到人性,特别环保意识里,又似乎洋溢着一种对自然的“人道关怀”。的确在自然的面前,我们依旧高调啊。《藏羚羊跪拜》一文就体现了这种“人道关怀”。
  但这里的问题似乎很多。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身形潇洒,行动如闲云野鹤般的人物。而他的慈善行为就是,“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有人说,老猎人埋羊葬枪的举动是出于“慈善”的天然的发展。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他看到一只肥大的藏羚羊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举枪射杀。他的人性的“恶”的一面,并不因为藏羚羊的流泪和下跪而有丝毫的松动与软化。也就是说对于下跪并流泪的藏羚羊的“人格化”举动,他是无动于衷的,至少并没有给予理解,相反,正如文中所说,“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这只可怜的动物就这样被射杀了!我在这里找不出他——老猎人的举动与“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的人们有什么区别。当然,你也许要说,目的不同,程度不一样,或者,还有就是后文中这个猎人有了“慈善”的举动而不干他的这一行了。但是要在他的身上发现高尚的行为,正如一些电影所展示的某某部族老人也竟像西方影视里所描述的那样,在数说着那些悠长而充满着哲理的言辞一样,我以为是可笑的。他的行为——“埋羊”“葬枪”,也许正如前文所暗示的那样,该是出于对上天惩戒的一种敬畏吧?否则,他为什么要一直“救济路遇的朝圣者”,是在赎罪?是在还债?还是出于宗教的虔诚?这些行为如果成立,能叫“慈善”吗?在一般的词典里,“慈善”的意思是“对于人关怀,富有同情心”。而这一点,在民间,是指内心深处就具有的“不杀生”。
  其次,藏羚羊的下跪与流泪的行为仅仅是在向老猎人“乞怜”吗?我不明白,一个藏北本地生活的老猎人,一个年纪很大的人,真的不知道藏羚羊这样的“跪拜”的含义而表示出“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的惊讶?而打死了藏羚羊后仅仅是“蹊跷”?既然“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那么,射杀这样的一只动物,还有人性吗?“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中的“情理之中”到底是什么?我们已在非洲大草原上看到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了!而土生土长在这藏北的高原上的人只见到惟一的一次,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不是我们身上泯灭的人性太久远了呢?老猎人的埋死葬枪、消失藏北,是人性的体现吗?大概还是对触犯天良的畏惧,对上天惩罚的逃避吧!
  这样的文章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呢?人类的同情心与施舍?人类的高级开恩?在一个与法律相悖的环境下,这样的文章的流行将意味着什么?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在我看来,杜撰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在这里作者希望借此传达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思索,一种与野生动物环保的意思相吻合的“遵命”文学。据《中国纪检监察报》说,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2001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评选结果揭晓,“中国纪检监察报第1333期《清风文苑》副刊刊发的散文《藏羚羊跪拜》获金奖”。但行文的构思却不是高明的,所以这种创作意图是荒谬的。
  但问题还远不限于此。进一步地想,动物究竟有没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有没有权利去处置一只动物?可是“权利”这一概念又极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尴尬之中。因为动物是缺席的,人与动物似乎不能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不仅动物如此,我们人中的很多人也并非就真正地享有法律上所说的所有的权利。“权利”是个有限的概念。所以我们常常寄希望于侥幸,寄希望于施舍。所以,我们看到,“慈善”与“杀生”的大权都握在那个极富有寓意的“老猎人”之手,是“生”是“死”,全在他的一念了。如果我们以拟人化的眼光来看待那藏羚羊,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的所在了。她(藏羚羊)只能“乞怜”于“老猎人”,甚至“跪拜”,但在“老猎人”看来为了他的“慈善”什么都是不行的!假借“慈善”之名而行生杀予夺之权,这是一种现代意识?我很怀疑,也很害怕。
  所以,我们要求具有同情心和想象力。对大多数人来说,看到一个动物疼痛就足以产生同情心。当发生上述情况时,我们很难受,“这是人类用道德观念进行推理的本能在起作用”。但在《藏羚羊跪拜》一文中是没有的。
  拿这样据称是“评选经过激烈的角逐和严格的筛选”的文章来考试,我以为实在是太可怕了。术不可不慎啊!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试卷的命题(及答案):
  问题1,为什么作者认为“故事的主人公”是藏羚羊,而不是老猎人?(答案:“因为藏羚羊那‘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体现了它对生命的渴望对人性的呼唤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憧憬这一主题,而老猎人只是完成这一主题的一个陪衬而已。”)
  问题2,文中有“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一句。
  (1)文中体现其“慈善”的细节有哪些?(答案:①猎获所得的钱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②看见藏羚羊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③射杀的当天,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开宰、扒皮,次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④安葬藏羚羊的同时又埋掉了杈子枪,从此不再打猎。)
  (2)作者这样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答案:这样写是一种铺垫,意在说明老猎人性格中本来就有“慈善”的面,最后埋葬猎枪高列打猎生涯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问题3,“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这一句是从原文抽出来的,它的位置应在第几段之后,为什么?(答案:第六段后,因为上段写到老猎人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陷入沉思,这句正是他沉思的结果,而这又是下面他“开膛破腹半途而停”的原因。)
  问题4,对这篇文章的赏析,有误的两项是(D)(E)
  A.本文以“藏羚羊跪拜”为题,却从老猎人开笔,写尽老猎人“杀生和慈善共存”的内心矛盾,层层铺垫,使得老猎人最后的转变成为合乎逻辑的抉择。B.作者以“藏羚羊跪拜”为题,将藏羚羊人格化,它临枪不惧的神圣一跪,唤起人们思考:动物对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何况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C.藏羚羊的跪拜催人泪下,老猎人的异举感人肺腑,作者这里呼唤的不是一般的环境意识,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表现了最为博大的人文情怀。D.老猎人埋掉了杈子枪,结束了他的猎人生活,是他心灵净化、人性复归、环保意识觉醒的结果。E.作品语言遒劲而苍凉,与藏羚羊的命运、老猎人的心境和谐统一,构成了一种柔中含刚的艺术美。
  上面的答案“千疮百孔”,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这里想说的是,就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在讲课的时候对学生说,这只藏羚羊恐怕至少是个“中级知识分子”吧。为什么?因为它对人性的理解,对时代主题的理解还很深刻呢。其次,命题前后有严重的矛盾。这篇文章的主人公究竟是谁?第一问是问主人公是谁,在所给的“答案”里,知“藏羚羊”是主角,而老猎人自然就是一个陪衬了。但奇怪的是,后面三题都是“配角唱大戏”——都重点谈对老猎人的反省与检讨的意义,连同问题四里的那些荒谬的引申与拔高,这是一种违反文学基本事实的命题,我想其当与否,就无须多说了。
  这里,我思考的问题是:
  1、选文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选文是以贴标签的形式来显示,是镶嵌一些时髦的字眼显示,还是在作品之中自然地流露出其时代性呢?是不是获得某项“金奖”就理所当然地是“精品”?这些其实还非根本点。
  其根本点在于,我们的选文为的是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人以“至情”,有人以“至理”作为选文的标准,但在考虑教育的“育人”时,我们还是要慎重。
  2、命题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份试卷?我们一般以技术操作层面考虑得比较多,而注重于人文意识层面的考虑较少。有些试卷的命题非常地草率和粗糙,甚至连基本的推敲都没有,失去了一个理性的审视与把握的过程。很多试卷多甚至多是从技术操作层面去模仿,缺乏对试卷制作的深层探究和思考,这必然会漠视人文意识,漠视其伦理道德对知识的过滤,那么,其后果实在是不可知的。像前年全国高考普通卷的《话说知音》,文章本来很精彩,并且其积极人生追求和道德意志的宣扬应当说是很突出的,但高考命题对此却无涉及。这一大题命题的基本思路还是认知性的,而其中所谓的“赏析”竟然是一些由文体知识和段落大意的罗列。到现在,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命题意识,我对语文的前景,特别是语文素质教育的前景并不乐观。

      (《新风教育》2004年第9期)

 

[p-center]该帖子于2008-3-11 10:18:33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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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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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虔诚的教育者
吴礼明
  
    中国教师最缺少的恰恰不是金钱与外部的教育环境,对大多数中国教师而言,缺少的是一种虔诚的耐得住寂寞的教育情怀。而中国教师中极小部分过于聪明的强势群体,则依靠教育而风光而自肥甚至而损人,他们早已经踏上了小康之路,过上了教师贵族的生活……因他们的存在,遮蔽了教育本来的神圣和光辉,使我们那些本安于位的教师的内心变得浮躁起来,灵魂变得粗俗起来。但作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教师,他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是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多少浮世的心灵在升腾降落,又有多少的尘土与喧嚣在搅乱着我们这些教育者躁动而不安的心灵,但也有这么些教师却为我们树立起了风范,让我们仰然而视,让我们警然而觉。
    江苏泰州中学特级教师洪宗礼没有沉沦,他说改革激发了他的探索精神、创造意识,使他逐步向成熟型教师转化。在改革实验中,他研读了中外教育家的大量著作,搜集了中外关于语文方面的资料。结合试教,几乎是每个单元都写札记,又从这些札记整理出诱导式教学法的22个课型,概括出引读十法。他立足自己的教改实验,学习借鉴他人的教改经验,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性质、原则、教法等十几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写成了一部23万字的论文集,还先后出版了6部专著,主编了供中学生思维训练的专用教材和140万字的江苏省单元合成、整体训练初中语文实验教材。这就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又一位德国的好青年卢安克,认定自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分子,尽管无人聘请,依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广西的偏僻的乡村,自费教育学生。他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他个人用。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他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但他从未改变对教育的热心,真是“回也不改其乐”!他以身体力行让我们这些喧嚣而浮躁的人们感到羞愧!
    又有一位教师,“身处铺天盖地的灰色作文的压抑中,只觉得视茫茫、气奄奄、心惶惶,叫我怎能不壮怀激烈,仰天长啸:还我绿色!”他就是京清华大学附中赵谦翔老师。他以无字书为通道引进活水,以有字书为通道激活灵感,以感悟法为通道开发灵性。十年前,他在吉林毓文中学任教时,就开始尝试配合素质教育来推广“绿色作文”。赵老师在他的教学改革实践中饱尝了酸甜苦辣,用他自己的话说“连自己的夫人都搭进去了”。但他的收获也是巨大的:他的学生写出了十分出彩的绿色文章,并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如今,他所呼唤的绿色作文正在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自觉地写绿色作文了……
    其实例子无须多举。在这些教师身上,最为珍贵的是,他们都具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他们把教师当作事业的追求,他们既有美丽的对教育的憧憬,同时又有着可贵的对教育的身体力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能面向学生,能面向他们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捧出他们的赤诚的心。他们本可以优游自在地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很优越地生活,但为了要改造中国的教育,改变那些摧残人的教育,他们或以巨大的激情潜沉于枯燥的实验和研究,或以顽强的毅力毅然脱下西装革履将自己变成一个“农村青年”投身于中国荒僻的农村,或以激烈的壮怀甚至让家人都作出巨大的牺牲扑向中国最苍白的最灰色的教育……这种面向教育的底层而又超越的世俗的精神,正是他们的教育事业之所以辉煌动人的原因。试问,今天的教育者们,有没有这种精神?那些依靠教育而风光而自肥甚至而损人、早已经踏上了小康之路、过上了教师贵族的生活的人,他们糟蹋了教育,使这本是一方净土的纯洁而高尚的教育变得污秽不堪了。在真正的教育者那里,他们应该感到愧疚!
    这种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啊!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那位全国“十杰”中小学教师、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得主、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吉林省劳动模范,10年来,带着不断加到自己头上的一项项荣誉的赵谦翔老师。他和我们一样生活在高考指挥棒下,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把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作为自己不求进取而甘做“教书匠”的理由。他所想的只是尽一切办法做好他能够也应该做的事情,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赵谦翔的成功,源于他对语文教学的热爱与执著,和他“玩命工作”的精神——他的座右铭就是“我是一只笨鸟,我要先飞,要不停地飞”。他的成功还源于他要追求分数以外其他的东西,除了教“文”他还要育“人”。也许,很少有人能拥有比赵谦翔更丰富的过去:1971年,下乡插队3年后,成为乡中学俄语教师,23岁的他走上了三尺讲台;1978年,30岁的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寿终正寝的时刻,写下了教育生涯中的第一首《自勉》诗,发誓“此生尚余三十载,不教寸阴付东流”。从此他便走进了把“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的“激情燃烧的岁月”。1980年,调入吉林省永吉五中,开始了他的语文教学生涯,他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认定了这辈子就做语文老师了。为了突破作文教学对学生心灵的禁锢,让学生们在写作文时用真情、讲真话,做真诚的人,赵谦翔进行了近1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有位年轻教师给他写信,诉说自己在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并认为改革之所以难以实施是因为自己没有他那么出名。赵谦翔说“错了”,“我是因为改革而出名,而不是因为出名才改革”。他说,要想克服盲目、无心教学的弊病就必须坚持写《教后记》,有感即写,随教随写。来到清华附中的第二年,他学会了使用电脑,《教后记》越写越多。仅2003届高一第一学期,就在电脑上留下了将近30万字的教学手记和7万多字的日记。
    做一个虔诚的教育者,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并具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才能脚踏实地教书,春风化雨地育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地感人——此之谓古今教育不易的真谛。  

                            (<教师博览>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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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21:0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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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选美”:媒体与家长充当着什么角色
吴礼明


    从中国教育先锋网上,看到《中国教师报》和中国教育先锋网的联合征稿“小学生‘选美’之举到底是否可取”这个话题,我初想了一下,感觉作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能找到一些理由,但深入到一定的事理,可能就比较难了。
    我倒是认为:有两个问题及内容值得探讨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美”?
    有人说,“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想即使那些名家也不可能立即给予回答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想想呢。而很多人通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小学生‘选美’之举可取”或“不可取”。问为什么这样,则有一大堆理由在等待着,而反对的理由似乎更充足些,其中最堂皇的理由,就是“危害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难道在应试教育仍占很大市场的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心理就没有健康问题吗?“减负”搞了那么多年,其结果又能怎样呢?即使学校在小心谨慎地“推行”素质教育,也阻挡不了这样的事实:在社会与家庭的更广大的地区,应试教育那一套仍大行其道,学琴、练书法等各种补课使学生没完没了的疲于应付。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家长有足够的理由与资格去评判教育得失吗?
    很多人议论大都集中在“商业炒作”与“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其结论是选美是不好的,带着很浓的商业意识。而这种观念的背后则透视着小农意识的狭隘。加之舆论媒体的精心策划或推波助澜,除了一些不明就里之外,真要怀疑这其中的“商业炒作色彩太浓”了。且看看有关报道的用词。在“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风波——媒体关注、市民议论、家长聚焦、学生好奇”中,就一连用了“轩然大波”“议论纷纷”“聚焦全程”“百般好奇”这些字眼。(《今日早报》,2003/9/24)而谈到为什么“商业炒作色彩太重”不利于学生成长时,理由则是“现在的选美大赛,早已经走出了的时代了,除了外在的因素,知识含量、内在涵养等,越来越成为选美的主导因素,而一个尚未成年的初中生,其心理、生理尚不成熟,知识储备才刚刚开始,参加选美对学生今后的成长不利”。(《中国教育报》,2003/9/24)显然,这样的理由不能细推而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那“商业炒作色彩太重”对孩子不利的影响,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答非所问;但却有了一个潜在话语隐含的暴露,那就是凡“商业”的东西是不健康的。而即使在那闪烁其词的回答之中,其实也隐含着一个这样的逻辑在里面:现在的审美大赛其知识含量与内在涵养都很高,而小孩子又有多少知识与内涵呢?所以,那只能是选美大赛中的“光靠体形和脸蛋打天下”;然而我们的孩子“其心理、生理尚不成熟”,哪里知道什么“体形”“脸蛋”的丰富含义呢?又何来因知识与内涵滋润的“体形”“脸蛋”呢?于是,选美中的所作所为也便可知了。至于孩子在天真地展示他们的“美”,尽管他们是经过思考的,是基于“让心灵更美、让校园更美”的主旨,由于背离了成人的“体形”“脸蛋”的标准,因而横招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问题是,究竟是学校要实现社会的现实需要,实现未来发展的需要,还是学校成为社会的理想,或为社会立范呢?
    我们的教育目的(国家教育目的)虽在不同的时期有过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含义仍是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从这个目的出发,显然,教育要“实现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教育如何去“实现”社会的需要呢?问题其实是相当地复杂。由于教育还有另一层“实现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教育就并非单纯地适应社会的主体意志,它还有一个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敏感与把握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学校应当成为社会的“理想”。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适应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由国家制定的旨在提升整体民族水平的决胜千里的教育发展战略。那么,一开始其时代性、超前性、实验性就不应当是一个奇怪的纸上方案与构想了。
    在对待教育这一块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教育行为主体并没有发言的资格。在语言权力的运作里,大众似乎操持着舆论权,媒体也占有无形的优势,但媒体为生存竞争而夸张地“炒作”行为显然背离了整体行业操作的有关规则,而使社会受众带有更多的盲动。在这场操作里,我们见不到教育行为主体的声音,或者,我们听到的只是经过处理的某种适合与媒体操作需要的那种声音。于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批评之声都被引向了“商业操作”或“影响身心健康”——它们一直是将一种可能性当成一种必然,究竟学生的那些活动行为有多少积极意义,我们见不到媒体的深度报道。这一方面,固然存在着为炒作而操作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与传媒的浮躁与盲动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电视时况转播“美伊战争”中就已经鲜明地感受到了。文化先锋网说,由过去的采编报道脱节到现在的一体化,到更加符合新闻时效性与快捷性的要求。但是,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攻击最多的……是中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电视媒体的主持人和有关“军事问题专家”及“国际问题专家”,差不多遭到了来自互联网上广大网民的一片骂声。《战争报道中之中国媒体的命运》说,大多数所谓“专家”的表现不佳。要么是一些不学无术之徒,虽然挂着“教授”之类的头衔,但对一些常识的问题却频频出错,见解也不见得比街谈巷议高明;要么是一些狡诈虚伪之徒,睁着眼睛说瞎话,有意歪曲事实,有失媒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准则,或违背作为学者的起码的诚信和良知。显然,在舆论的客观程度上,在主题新闻的深度报道上,在新闻评论成熟的理性指向等等方面,媒体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
    那么,在发掘“小学生‘选美’”这个新闻素材上,媒体不应当太随意或太刻意,太自作主张了,而应当耐心去倾听教育主体里各层的声音,而以社会受众的一些声音辅之。这样可能更公允些。媒体始终只是个不能自作主张的客观花筒,但在今天的中国,媒体由于不适度的权力运用,加之不断地受到一些“鼓励”而变本加厉,于是,它超限了;又由于一些已然的原因,它缺乏有效的制约,显然,这种运用已处于某种失控的状态,并走到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在一些当事关系中,由于受到背后的某些暗示与宣传而变得肆无忌惮,而有些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秘而不宣,这样媒体最终会丧失它的独立与公正性。我们听不到教育主体的声音,而只看到那些对教育不详的人士的议论,显然,教育的地位与身价就可得而知了。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年来,教育所承受的压力一直不断,所受到的批评不绝如缕,甚至在教育的内部正经历着一次次深刻而持久的内疚与自责。
    教育于今天,用一句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像一只缩头的乌龟。近十几年以来,对教育的责难声没有停断,人们甚至怒不可遏地跑到课堂上痛斥我们的“失误在教育”,“语文教育误尽苍生”云云。其实学校又奈教育何?事实上,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前提下,我们的学校图景并不是那种美国式的“学校—社会”理想的样式,而我们的学校还不可能为社会树立一种理想。他们美国国内对教育的批评确实可以责难到学校的头上来,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把这种权利和理想让渡给学校,我们的学校还是一种在社会强势下的弱势存在。学校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与渗透,甚至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自己的个性与自由。(拙作《阅读:呼唤主体意识》)所以,在谈到“发展”这个话题时,真可谓“囊中羞涩”了。一方面在于素质教育与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转变的背景下,学校试图突破自身的局限,走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这个空间显然并非为老师所熟悉,因此,学校的很多的做法都带着尝试的性质,有一些有幸成为一种“创见”。另一方面,学校在力避传统的某些做法,既然是“选美”就不应当是“评三好生”,但人们更多的认可传统的做法,即使这些传统刚才还被他们所批评。
    在这场“选美”——其实是一场游戏的活动当中,人们和媒体显然都小题大做了。

                       (原发《中国教师报》2003年11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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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24: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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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凭愤激之情
——关于“师道尊严”的一个表述
吴礼明


  2002年底的时候,《湖南教育》杂志编辑黄耀红先生约我写一点关于“师道尊严”的一个看法,我觉得现在的课堂上教师的问题很多,所以就写了一点文字,如下:
  “师道尊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建立师道规范,一种是确立师道权威。通常理解的是后者,但已经含有贬义了。按道理讲,中国有尊师的传统,所谓“天”“地”“君”“亲”“师”是也。这种崇高的地位,我想,不外乎是由其使人摆脱蒙昧、走进开化与文明的功用所决定的。唐朝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精辟见解,正是这个道理的深刻反映。但所谓的“师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是与封建的专制尤其家长制相系着。为突出教化的功能,在过去——即使在今天某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校教育所行的一套在内容与措施上都以“强制”为特点,并强调“严”字当头,百分百的灌输,不问你懂不懂,爱不爱。这自然是教育与管理的极不民主的表示。那么,难免不产生因教师个人的喜怒而出现的单向度地对学生有着无上的支配权,如罚作业,罚站,打手心,或进行其他的惩罚性行为,如撕毁学生的日记、没收信件等,这些都被视为正当,现在网上或报刊上还常常能见到什么“呼唤‘体罚’”之类的言论,且还言之凿凿、气盛言炽,试问,谁给了这样的权力!这样的做法必然因缺乏约束与反思机制而失控,必然会背离教学的目的与初衷。于是所谓的“师道尊严”完全蜕变成“专制”的代名词,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这里既有教育价值与社会公德的丧失,又有学生的人格与健全心灵塑造上的严重缺损,其贻害真可谓无穷啊!所以我们呼唤教育要规范,师德建设要加强。“师道尊严”,可以休矣!而新课程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必然也要求教师的教育与教学作相应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的变化。为此,针对所谓的“师道尊严”,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讲“学道尊严”。对各种学生即使是有过错的学生、有缺陷的学生、和老师意见不同的学生,教师也必须尊重他们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要学会激励和热情地引导他们。要帮助和引导学生检视和反思、明辨是非、唤起内在的精神、明确学习与获得、确立达成的目标。同时教师要对教育的行为与结果进行不断地自我反思,并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的总结行为。 (《湖南教育》2003年第2期)
  成长论坛网友滇南布衣看后,在我的文字帖下贴出了一篇《师道尊严之我见》,对我的看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近些年,常常听到责难“师道尊严”的言词,而且大有将之彻底掀翻、再踏上一脚的气势……
  苦笑之余难免疑惑万分。这个时代是怎么啦?难道非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为数已不多的文明文化遗产糟蹋干净才罢休?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古就很讲究尊师重教。非但寻常百姓家将“师道”请上祭坛磕拜、接受香火,就连九五之尊的帝王将相也是对自己的老师必恭必敬。这样尊重老师错了吗?难道中国人的智慧低下到一错几千年的地步?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日本早在唐代时期就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师道尊严的意识更是保留到如今。难道日本人也弱智如斯?
  要论“师道尊严”,日本人较之中国人有过而无不及,因为日本人尝到了“师道尊严”的甜头。很多中国人论及日本发达的因素时,首先列举的一定是:日本人勤奋、日本模式的管理、团结和协作精神、善于吸收别人的优点等等。然而,日本人却不这样看。
  二战结束后,在战争中吃了大亏的日本,一方面艰苦创业,另一方面勒紧裤带兴办教育。结果,日本同时获得了经济、文化双丰收。正因为如此,教师成为日本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一。诚然,日本教师的收入尚不能算高收入阶层,似乎也少有政策法令的规定或政府宣传之类的材料来推尚“师道”。但是,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种种礼遇,会让人切身感受到老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再看看我们自己,虽然颁布了法律法规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待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或口号。实际上,教师的社会地位在很多人眼里仍处于社会下层,因此,教师这一职业成了“软柿子”,谁都可以恣意践踏一番,甚至在欺负完了之后,还要不准教师们抱屈。这是开哪门子玩笑呀?
  中国人慷慨地将“师道尊严”当作垃圾踢出国门之后,“师道尊严”也就寻到了安身之所。当外国人将“师道尊严”当作一种精神、一种人格品质之时,中国人却嗤之以鼻:这明明是垃圾!
  “师道尊严”之所以成为垃圾,是因为它曾在封建社会盛行,封建社会的产物怎能让它在社会主义立足呢?不能!坚决不能!那么,长城呢?疆土呢?还有诸如《史记》、《红楼梦》之类的书籍呢?这些不都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吗?难道这些也都是垃圾?也不要了?忍不住一声长叹!
  难以想象,“师道尊严”是怎么被当作“垃圾”或“枷锁”的;也难以在“师道尊严”中找到宣扬“体罚”的内涵;似乎也无法找出什么违背社会公德、人伦道德、国家法律的潜台词。它到底什么地方惹人恨,非要强加些罪名将之置于死地而后快呢?
  这些年来,“师道尊严”不是讲得太多了,而是讲得太少。正因为这样,中国教师的社会地位才一直处于很低的位置,几近成为刀俎任人宰割。君不见学生暴打教师的事件时常点缀着校园,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吗?
  几个月前,曾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名为“尊师重道——我反对!”的帖子,心里颇不平静。“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尊师”的内涵不外乎是:“喝水不忘挖井人”。“重道”呢?我的理解是:遵守社会公德、维护人格尊严。我书读得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解释。
  “尊师重道——我反对!”这篇帖子,提出的反对“尊师重道”的理由是:一、教师和“我”都是人,不应该存在等级。二、今天“你”是“我”的老师,也许明天“我”又成了“你”的老师,而且,现在“我”同样能影响“你”。三、这是“封建文化”强加于社会的产物。就是这样三条理由,轻易地把“尊师重道”打翻在地,还狠狠地踏了一脚!从上述三条理由来看,很有些道理:教师和学生都是“人”,老师和学生也很有可能交换位置。
  飞速发展的社会、日进千里的科学技术,使教师在传递知识方面的职责越来越轻,而渐渐趋向于激励学生思考。因而,师生关系也越来越趋于平等。也就是说:将来的师生关系,不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教师也不再是真理的掌握者,更不是知识的垄断者。那么,师生关系是什么样的?朋友?还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就算是后者吧!教师是一个服务员,而学生则是高高在上的大款、富豪之类的人物,所以,学生是上帝,当然不必尊师了。于是乎,今日是我的父母,难说明天就成了我的部下,我为何要尊重?看不顺眼,也就可以打之、杀之。难道这就是新型的社会公德?父母可以这样对待,何论老师乎?
  再说“重道”吧!封建文化!那么,应该弃之、毁之了。反正已经不必“尊师”、“孝父孝母”了,其他的又算什么?人不如“我”,辱之、人不服“我”,打之、人不尊“我”,杀之……这……这……这……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呀?再想想,是呀!这是多么自由的世界呀!没有钱,可以硬抢豪掠!兽欲燎心,可以奸母宿父!人有我无,可以偷蒙拐骗!老子天下第一,会怕谁?
  就是这样一套不讲人伦道德、不讲礼仪常理的东西,竟然会有人欣赏不已、为之叫好。实在令人费解!
  记得刚走上讲台时,我父亲曾对我讲解他对“师道尊严”的理解:“师道尊严不是指教师的权利或威望,而是说,只有当教师具备了和符合‘为人师’的准则后,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威信和魅力,也只有这样,教师才配享有威信与魅力。” 如此看来,师道尊严应该是既要求学生具备人伦道德,同时也要求教师恪守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尊严”来自于“师道”。或者理解为:只有恪守职业道德的教师才能获得尊严。
  也许我父亲的理解过于肤浅,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人将“师道”理解为“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不知道,也无法想象:当校园内少了师道尊严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但可以断言:那一定是一个没有人伦道德、不讲人格品质的肮脏世界。
  说实在的,我理解滇南布衣的愤激之情,我细读大作,感觉确是激情洋溢的产物。但不要以为中国过去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东西,比如,师道,长城,疆土,《史记》,《红楼梦》之间,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而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中国过去虽讲人伦,但缺少的却是人性;专制有余,而民主不足。在今天强调“学生主体”、“教育服务”的前提下,如果仍然抱着一个旧有的“师道尊严”不放,甚至唱着赞歌,我以为都是失当的;何况现实中又有那么多不知为师之道者在呢。要知道,中国大陆教师暴力现象非常普遍,有些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我并不怀疑滇南布衣对于他的学校,他的学生的真诚的教育感情,但他这样的批评,实际上以一己的行为淹没了众人的视线,所以我觉得有澄清的必要。
  也许我们读读摩罗的《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中国大陆教师暴力现象述评》后,就不会对目前教师的现状有一个盲目的乐观了。摩罗说:“教师一直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有些教师对人类灵魂越来越漠视,而对学生的身体却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像黑道上的人们一样常常充满了‘修理’肉体的冲动,动不动就对学生拳脚相加。稚嫩的骨肉在他们的加工修理之下难免皮开肉绽、肢折骨断,有时甚至肝脑涂地、命丧黄泉。最近几年,学校对学生的温情越来越少,教师体罚学生、凌辱学生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教师好像不是在传道授业、帮助学生成长,而是带着征服学生、控制学生的勃勃雄心走上讲台。他们不但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师道尊严,而且越来越多地滋长起暴力倾向。这些被认为是在教养学生的人,自己却一天一天丧失着人之为人的起码的教养。在许多校园里,一些教师正在兢兢业业地创造着残害学生的奇迹。”文中确凿地举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例子,相信读了之后,我们对教育的现状就会有一个很严肃的审视的。
  罗远寿是贵州省湄潭县抄乐乡小学五[二]班的班主任老师。他所创造的奇迹发生在1999年12月13日。这一天,学生冯航在罗远寿老师上课时向教室后边扭了一下头,罗远寿当即大声喝斥,吓得冯航全身发抖。罗远寿老师愤怒地来到冯航身边,问他是不是记得班上的纪律。按照罗远寿老师的规定,谁上课时转头看后面的同学,就要令后面的同学吐10口唾沫给他吞下。罗远寿老师向全班同学宣布,马上执行这条纪律,强令后排同学向冯航吐口水。后排同学吐到第三口时,冯航实在无法忍受,不由自主地还了一口唾沫。罗远寿立时火冒三丈,强令后排的这位同学到厕所撬屎来喂给冯航吃。这位同学吓得满脸通红,不敢执行这样可怕的命令。罗远寿老师说,你要不去,以后就不要来上学了。这位同学只好流着泪撬来粪便喂冯航,而后痛苦得放声大哭。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被如此恶劣的行径吓得大哭,可是罗远寿一点也不心软。他看不见学生的眼泪,感受不到学生的恐惧、痛苦与哀求,他厉声威胁冯航说:“不许吐出来,一定要吞下去!”
  冯航惨遭凌辱,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从此不敢上学,长期精神萎靡,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消息传开,全县震惊。湄潭县教育局很快决定,将罗远寿开除公职,报县监察局批准执行;建议罗远寿所在党组织开除其党籍。冯航的父母决定从法律的角度给儿子讨个公道。3月17日,冯航的父亲冯永江以冯航的名义一纸诉状将罗远寿告到兴隆镇法庭,兴隆镇立即受理此案。3月23日公安机关将罗远寿依法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罗远寿的行为是在公众场合下对学生进行侮辱、并采用威胁的方法,给冯航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已构成侮辱罪,湄潭县人民法院在公开审理中,决定给罗远寿判刑3年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冯航一家对法院的公正判决表示满意。一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事件给冯航带来的伤害,却深入灵魂,可以说永远不可抚平。
  《贵州日报》报道过此事,《遵义晚报》也在2000年4月7日报道过此事。我想,这个地方离滇南布衣的云南也不会遥远吧?就是在云南,我们也来看看一个例子,似乎也很有说服力的:
  2000年4月3日晚上7时30分,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上村乡中学初一(84)班的学生正在上晚自习,历史课教师聂朝宽来到班上检查学生作业。当他发现学生张波及另外两名学生没完成作业时,便将三名学生叫到黑板前罚站。好动的张波与坐在二排的一名同学用粉笔头互相打闹,聂朝宽老师便上前连扇张波10个耳光,把16岁的张波扇倒在地,当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聂老师认定张波有意装死,火气更大,抓着头发将张波拎起又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张波又一次栽倒在地,从此无法起来。晚上9时,张波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云南日报》2000年4月17日的报道《云南曲靖一老师12耳光扇死学生》。摩罗说:“这个故事让人想起电影里行刑队的打手和刽子手给囚徒用刑的镜头。事实上,这些人格有严重缺陷的教师正是把课堂当作了刑场,否则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教师职业为什么跟打手形象难分难舍?这是从古代私塾沿袭下来的职业传统?可是《论语》里没有孔子打学生的记载,他老人家最多也就给学生拉拉脸色。体罚学生的恶习更多地受到现代专制理念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支持与鼓励。许多教师对自己的职责的认知有严重的错位。他们只要一站到讲台上,就以强烈的权威人格居高临下地控制着这个环境,调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资源用以实现他对环境的主宰和支配。他们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别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他们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认定的真理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所以任何一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具有山大王的气质和作风),似乎不能就此仅仅批评教师。可是,由于教师的职业和工作是如此特殊,只要我们希望一个民族从这种恶劣的集体性格中摆脱出来,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不能不是首先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抵制这种罪恶性格的侵袭和毒害。因为教育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克服罪恶、追求公正与善良的新资源,这种资源首先表现为在学生身上逐步凝成的对社会罪恶不认同的精神人格和努力克服社会罪恶的心理愿望。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明天比今天更加文明?令人悲哀的是,作为人类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教师群体并不像卢梭所期望的那样比社会其他群体更加高尚更有教养。他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无可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暴戾、凶残、冷酷,而且完全按照这样的人格模式训练学生。许多报道显示,有的教师已经不屑于亲自动手惩罚学生,而是指使一些学生欺侮另一些学生。至于哪些学生有权利欺侮他人,哪些学生只有接受他人欺侮的权利,当然是由教师随心所欲地指定。用古代术语来说,这叫钦赐尚方宝剑,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则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专制政治中一切罪恶的理念和手段,都被教师搬到了课堂上。”
    具体的例子,我不想再举了,看看一些报道的题目吧,《女儿被老师骂成精神病 家长向学校索赔百万》(K12网新闻频道2001年2月14日转载中新社消息),《女教师报复学生家长 小学生无辜惨死课堂》(万维读者网2000年3月12日转载《厦门商报》),《小学生惨遭老师罚扇60记耳光》(FM365网新闻频道),《优秀女教师竟在调皮学生脸上锥刺“贼”字》(《羊城晚报》1999年10月17日),《不堪老师脸上留言 九龄学童举刀自残》(《生活时报》2001年1月16日),《上课说话竟遭如此惩罚:7岁女童被揪掉头皮》(《华商报》2001年3月14日),《江西一中学雇流氓管理“纪律”:“名誉班长”打死学生》(《羊城晚报》2001年2月10日),《“集体户外罚站”冻伤孩子心》(《北京晚报》2000年11月13日),《11岁女孩为何自杀》(《北京青年报》1999年11月9日),《一群8岁儿童因上课不守纪律被罚下蹲150个》(《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2日),《一八岁小学生被罚抄作业累死课堂》(木子网新闻频道2000年4月29日转载《法制日报》报道),《广东一学生遭罚跑跌成脑死亡引发各界关注》(《羊城晚报》2000年11月27日),《写错字 让你倒立听课》(《1SVB》网),《四教师暴殴一初中生只为发泄私愤》(《南方网》2000年7月28日),《女学生被追打摔成骨折》(《温州侨乡报》2000年1月26日)……仅从摩罗的文章里,光引述这样的“振聋发聩”的事件就有六十多起。我想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正如一位叫液化的网友说:“‘师道尊严’应该与时俱进,就目前的学生特点来说,在引导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民族传统的优点,教师也要有强烈的为学生服务色意识。”一位叫小碗的网友也说得很好:“教师的魅力来自自身涵养,即使他不是老师,因为丰富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同样也会受到他人的尊重,师道尊严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


 

[p-center]该帖子于2008-3-11 10:27:06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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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28:5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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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又是一年人代会召开,重贴此文,只希望有关问题再度引起关注。也希望社会多多关注教育具体、复杂而深度的问题。


请法律明确教师管理权
——答北京《现代教育报》记者问
 吴礼明  
 

  记:您的那篇《道德说教的局限和班级管理权的缺失》一文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对此比较有兴趣。想就一些问题与您谈谈。
  吴:好啊。
  记:您认为教育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吴:关于“教育”,定义很多。这里不可能对那么多的学说进行界定,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我想,都包含着“培养人的活动”这一基本的意思。关于这个词的界定都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的。我觉得还是从我们的汉字角度去理解可能更清晰些。“教”,结合“攴”,不难看出有鞭策与督促之意,所以我们也就很容易地理解了《说文》所说的“上所施下所效也”。当然在今天这个意思里要除去暴力的因素,但“督促与管理”的意思则保留着。“育”字本含有“诱”与“哄”的意思,《说文》里说“养子使作善也”,照今天的意思来说就是“循循善诱”,要有知识与道德的感化。
  记:也就是说您认为“教育”里当然地包含着“管理”的意思?
  吴:是这样的。我在2000年写成的《校园管理中的人文意识》中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平时说教书育人,哪里提到什么管理呢?其实,这育人、教书讲究一定的方法就涉及到管理的问题。而在应试教育中往往只见教书不见育人,只见灌输不见疏导,以至于‘管理’这个常识性的因素反而时常被人忽视了。……管理对已经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愈益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我们要有足够的理性去充分认识它的价值与意义。一个学校的生命与奥秘之一其实也正在这里。”当然,说到学校或班级管理时,“管理”一词还包含着学生的“自我管理”的意思。
  记:愿闻其详。
  吴:其实早在淮北教书的时候,在“播种一颗文学的种子”的读书与写作活动中,我就对学生之间的自我教育产生兴趣。在学生们编制的《杂杂集》中关于“爱情”话题的交流,让我看到了来自于学生的道德自律的可能。并在“小组合作式作业”中再一次地看到了他们自我教育的现实可能性。这对传统教育可能有一种冲击力。后来就“自我管理”进行了一些尝试,在2003年对管理运用到班级和课堂又有一个深长的思考,写成《营建课堂“自组织”新构架》。在这篇文章里,我展现了学生这种教育的美好前景,但同时对其在现实中的可能性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十来个问题,同时也深感要在现实环境下进行操作将有很多问题必须面对。
  记:您认为“管理”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我们的教育视野之中?
  吴:我想是这样的。“管理”一词其实还没有真正地与我们的教育融为一体。这个词在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里还是一个工程技术术语,是一个外在于教育的事实。
  记:您认为当前教育管理面临哪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吴:“管理”不仅要寻找到它在教育学上的学术依据,也就是它要与教育融合生长,更要寻找到它在法理上的依据。更为严峻的是后者。
  不可否认,现代教育的管理模式比较多的还是借助于技术主义时代的硬管理模式,内部缺乏沟通,上情下达的信息、决策于一体的畅通渠道被堵塞,严重起来可以酿成下正常的教育教学管理陷入瘫痪。同时还混杂着家长行政领导模式,一切都老板说了算,一切依靠老板的个人经验。至于职业“软专家”领导或者专家集团领导,可能还是教育界的一个遥远的目标。所以管理技术的落后是很厉害的。而且,我们技术管理方面远不是西方理性主义(严格科学管理,如专门化、定量化、标准化)过头而恰恰是不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2/13)中说:“必须看到,我国教育在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的战略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完全落实,教育投入不足,教师待遇偏低,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程度不同地脱离实际;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需要进一步地加强与改进;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
  记:但这些一般认为这是行政管理或行业内部的管理,与法律上的界定并不是一回事。
  吴:鉴于教育立法上空疏处太多,比较成熟的行政管理或行业内部的管理完全有理由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也是法律完善的一个必由之路。目前教育立法方面比较混乱,既有的立法不完备,而又要面临着新的问题与考验。比如,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倡导以人为本,以生为本,使很多人又产生了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区,以为既如此,很多方面我们还是保守一点的好,免得动辄得咎。这就是我在写给教育局的汇报材料里所说的,事实上,教育严峻的情形是,学校的教育行为其实是极其孱弱的、无力的与无奈的。应当说我们的教育手段是非常贫乏的,过去除了体罚就是变相的体罚,如今这样的做法已受到严厉禁止,而“人性”的教育才刚刚起步,这使得学校的管理“两手皆软”,极其被动。为避开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可能的嫌疑,学校甚至连一些正常的教育行为都不敢进行,怕引起学生“想不开”而导致做出极其“糊涂”的事情来,因而学校的心态可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最后除了软弱的说服教育之外,很多方面都成了荒凉地带。
  记:也就是说司法不完善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不管”的情形,并且还比较严重。
  吴: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教育权,包括教师管理权严重不足是个很严峻的事实。在法制意识已经在全社会得到不断提高的今天,在大量而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学校因为得不到法律的授权与支持,致使在很多方面都极其被动。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因为不具有普遍效力,并且还存在着一个没有司法依据的尴尬。
  记:古人说“教不严,师之惰”,但是实际上教师管理权又不足,这对教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吴:你这一问很值得思考。我想起了在2002年底的时候为《湖南教育》所写的关于“师道尊严”的一个看法。当时觉得课堂上教师的问题很多,认为所谓的“师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与封建的专制尤其家长制相系着。为突出教化的功能,在过去——即使在今天某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校教育所行的一套在内容与措施上都以“强制”为特点,并强调“严”字当头,百分百的灌输,不问你懂不懂,爱不爱。这是教育与管理的极不民主的表现。那么,难免不产生因教师个人的喜怒而出现的单向度地对学生有着无上的支配权,如罚作业,罚站,打手心,或进行其他的惩罚性行为,如撕毁学生的日记、没收信件等。
  我在思考“师道尊严”的话题时,还看了学者摩罗的长文《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中国大陆教师暴力现象述评》,对现实环境下教师种种非人的做法深感痛切,非常认同他的痛切与悲凉:“最近几年,学校对学生的温情越来越少,教师体罚学生、凌辱学生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教师好像不是在传道授业、帮助学生成长,而是带着征服学生、控制学生的勃勃雄心走上讲台。他们不但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师道尊严,而且越来越多地滋长起暴力倾向。这些被认为是在教养学生的人,自己却一天一天丧失着人之为人的起码的教养。在许多校园里,一些教师正在兢兢业业地创造着残害学生的奇迹。”我很认同他的看法。
  我之所以认同摩罗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与学生比较,教师是权力的支配者。但我现在面对教师的暴力倾向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我反对教师的暴力,但还要思考这种暴力之所由起,及如何规避这种行为与倾向。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对于一个良好环境里的孩子,我们的教师的人性的恶劣难道会还暴露出来吗?
  摩罗说得好,我们的很多的教师在认知上有一个错位。“他们只要一站到讲台上,就以强烈的权威人格居高临下地控制着这个环境,调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资源用以实现他对环境的主宰和支配。他们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别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他们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认定的真理……”但这个错位产生有一个环境,即是前面我所说的“目前教育立法方面比较混乱,既有的立法不完备,而又要面临着新的问题与考验”。倍受煎熬、腹背受气的教师首先是一个为了他的职业、解决他的生存的个人。而在教师的法权地位得到法律的确证(其实还比较晚,《教师法》1993年,《教育法》1995年)的情况下,并不能说教师就自动地获得了教育与管理的权力。虽然我们在道理上不妨作出这样的理解,即教师的教育管理权是通过对国家教育目的的认同而得到社会的默许。但是,一旦教育事件发生,学校与教师在严格的法律面前根本没有为自身辩解的余地。因为事实上法律并没有授权学校或教师可以这样或那样做。
  这个错位还有另一个通常被我们忽略的原因。在过去,虽然低层教师有“不为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生计感慨,但教师的法理地位,即所谓“天”“地”“君”“亲”“师”却是确定的。社会将教师的这种权力等同或近似于父权,于是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教师≈父亲”的量权方式使教师权得到行使,比如感化不起作用时,可以采取罚作业,罚站,打手心,挨饿或其他的惩罚性行为。摩罗说:“在传统教育中,国家、社会、家长、教师都是教育者,未成年人是被教育者。所有的教育者都是强势群体,所有的被教育者都是弱势群体。所谓教育就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灌输和规范,很多时候则是约束和强制。这是一种具有强权主义倾向的教育伦理。”(《教育伦理与学习伦理》)所谓“教不严,师之惰”的问题,在这里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当然,我们看到在《论语》里,孔子反复强调“君子”的所为,他赋予“君子”以强烈的精神道义感、社会责任感与品格典范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将教育的责任放在了教师的身上了。强调教师要“严”字当头,以加强教师的教育责任意识。这在道德断层面上,我以为即使在今天也不为过的。但是,仅仅有道德的感化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汇报材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认为说服教育工作对于学生来说是极为有效的。而那些卓有成就的教师通常在这一块显示了超常的工作能力。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规范教师的一个绝对的依据。在实际的班级管理中,我们所面对的情形可能具有无法预料的复杂性,仅仅依靠单纯的工作热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视角上的‘盲视’来对待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并尽可能地淡化。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如报刊上所看到的,高尚的师德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可怕的是,这种单纯鼓吹的后果是使得我们常常陷入了一个用师德拯救学生灵魂的困境。”
  教师管理权在现实法律上得不到确证,那么只有传统的教育意识在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了。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教育行为,教育方式,都是按照这种消极教育理念和强权主义教育伦理来展开的。这是教育事实中的一个极端行为。另一个极端就是因为没有法理上的依据,而使得学校与教师在具体的管理中首鼠两端,情形极为尴尬。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记:我知道在您的高一(**)班实行了班级罚款制度,能谈一下吗?
  吴:“班级罚款制度”,呵呵,这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我想这里有澄清的必要。准确地说这个制度叫“关于迟到、卫生的督促与管理的办法”,里面涉及到所谓“罚款”的问题,但又不是在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这学期我尝试着学生“自组织”管理,逐渐淡化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作用,实行班委会对于班级事务的管理。这次所谓“罚款”的举措,也是由班委会讨论和制订,具体钱数也是由他们定下的。在我看来,班级管理要靠制度来约束。起初,学生对于这个制度是不甚在意的。一次迟到或劳动不力,掏出2元钱没有什么,但个别学生随着迟到次数的增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的零用钱在不断地拿出,于是,私下里产生了情绪。当然,这些学生现在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在实行了这个制度后,学生的迟到率明显下降了,最近降而为零。
  记:我想理解得更多一些,可以吗?
  吴:当然可以的。我们这里是2月23日正式开学。第二天即有11人次迟到,第三天有9人次迟到,第四天有7人次迟到。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与这些迟到的学生进行交流,但收效不是很明显。教书十几载,我也深感这种无效的口舌之费实在要改一改的。这个制度是2月28日开始实行的。在实行之后,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观了,中间偶有些反弹,也只是一两人次。所以,这个制度实行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记:我想知道在这个制度实行后,到目前为止一共罚了多少钱。
  吴:我看了一下班委会的记录,到目前为止一共收到80元,也就是四十人次,中间还包括一次因为卫生不力而罚了一组学生的钱。照这样下去,后面的收款可能就越来越少了。
  记:也就是说,真正的因为迟到而罚款的人数是三十来人。
  吴:是这样的。这个制度实行后,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老师在这方面就不需要费那么多的口舌之劳了,班级的纪律与学生的自律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这个制度的实行其实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如果有某个别学生坚持抵制这个制度,可能会出现一种僵持。这样的话,工作可能就不好做了。
  还要补充一点,关于“罚款”的善后问题,我在汇报材料里也已经说明了。对于所“罚”之款,我在这个制度执行之前就对班委会交代过,这些钱是不能用于班费支出的,这个制度不是用于筹措班费的,而是管理,对于那些说服教育没有效果的学生采用半强制的做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副面后果。所“罚”之款,我们要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来一次认真地清算,对于已有很大转变的学生,这些钱会归还于他们的。(现在可能要进行阶段性清算,对于已有很大转变的学生,钱款会及时清还的)而我的想法是,由这项制度去归正学生的行为,并内化为他们的自觉意识。但我很明白,要改变那些学生的行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现在的种种举动,我知道将他们的习惯改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很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和心里的承受,但我有信心将他们转变。在做好好老师和严师之间,正如学生们所看到的,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记:在实行这个制度时,有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说路远的孩子迟到怎么办?
  吴:我也考虑过。但事实上,路远的孩子即使这个制度没有实行,也没有迟到过,倒是路近的孩子,甚至8分钟步行就可以到校的反而迟到。我看了一下记录,迟到的经常固定在几个学生身上。当然,路远而迟到的也有,不过极少。他们一般都比较严格要求自己。
  记:那也就是说,这可能就是一个行为习惯的问题了。那对于路远的孩子,你是不是考虑到具体的情况而给予他们免于处罚呢?
  吴:我考虑过。但为了保持制度的连续性还是要求他们将款项交上来。要不要停止这项制度,我也曾经犹豫过,与班委会的学生也交流过,但班委会(十人组成)中大多数成员的态度很坚决,他们认为如果废弃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但既然是一个制度,它不能不考虑到其他的情形。在原则上,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会根据这些情况向班委会提出建议的,从而免于“处罚”。
  记:您实行这个制度,家长支持吗?
  吴:我想家长,大多数是支持的。在年前开过几次家长会,在会上也就此说明过。很多家长都表示支持的。而且,我的工作主要还是要取得家长的支持的,因为单凭学校的工作是不可能将一切做好的。
  记:学校知道你要实行这个制度吗?
  吴:老实说学校一开始并不知道。但现在学校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这里的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当然老师在行事的时候还是比较谨慎的。
  记:看来教育局对您这个制度可能是不知道的,那现在教育局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吴:在我的一个学生,可能是所交的款项比较多的学生或者家长,或者是其他人,向教育局举报了所谓“罚款”后,教育局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责成学校来了解这件事情。你所看到的那篇《道德说教的局限和班级管理权的缺失》就是向局汇报的具体材料。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体现了教育局审慎而严肃的作风。当然,我也在班上对学生说,反映意见是你们的权利,我没有什么意见的。相反,这样做,倒是一种澄清。
  记:我看了您的《道德说教的局限和班级管理权的缺失》,您认为教师的管理权应该包括什么?如何加强教师的管理权呢?
  吴:说来话长了。进入20世纪以来,教育受到各国国家权力机关越来越多的干预,教育立法也随之得到全面发展,具体表现在:1)在许多国家,教育法律已成为各国宪法之下的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部门,有效地调整教育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规范着国家行政机关与教育机构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行为。2)教育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内容丰富,法域面广,履盖面已经拓宽到国民教育的各个方面。3)教育法律的纵向结构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实施配套体系完备。在每项教育法律之下,再制定下一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对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各种问题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原则上是依次递减,内容的可操作性上,则是依次递增。(谭晓玉《当前国外教育法制的发展趋势、成功经验及其借鉴》)我觉得我们国家有必要像法制比较成熟的国家那样,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
  但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教育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16项教育行政法规,各地制定了100余项地方性教育法规,这些还不能说我们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与教育外法律法规一样,还存在着“原则性太强,可操作性太差”的通病。
  而且,在具体的立法上,还存在着对偏、险问题的关注,而不能真正有效地对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大量事件进行关注。对于不接受我们的教育而又无严重恶劣情节的学生,仅仅有校规校纪是不能有约束力的。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我们都要援引校园以外的法律法规来衡量。这样事件或由此引发的争论常常使学校极其被动。我觉得在这方面,出现的空白更大。在校园这一块,伤害、暴力冲突等事件与迟到、违纪等事件相比较来说,可以说是很小的一个部分。而日常中教师对违纪、迟到等事件上所耗费的时间应该说是很惊人的。也就是说在立法的方向上,教育立法必须关注这一领域。
  关于教师管理权的缺失,在我们已知的法律法规中都是很严重的。比如,颁布于1993年的《教师法》可能缘于对教师的保护和在法律上对教师地位的肯定,但其中关于管理的内容里只有教师的义务,我们看其第八条第五款有这样的话:“制止有害于学生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同年安徽省教委出台的《中学常规管理基本要求》(1993/9/14)的第二项“教师管理”的第四点里,有这样的表述:“学校要面向全体学生,耐心细致地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不得歧视、讽刺、体罚与变相体罚学生,不得随意停止学生的课。”所谓“教师管理”这一用语并不指教师是行为的施动,而甚至可以将“教师”理解为受制宾语。从这些所列举的情形来看,我们没有找到有关教师管理权的表述。
  虽然有被授权的“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法律规定,确定了学校自主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但学校内设机构的职权界定以及在何种问题上代表学校行使职权,往往是习惯性的或者沿袭下来的,至多由一个经学校批准的内设机构职责范围所规定。《学校章程》因其过于原则而经常被认为是“没用”的东西。这是不符合学校内部管理的法治要求的。自主管理权的合法性,不等于具体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学校自主管理权能否得到公正、合理的行使,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正当程序是法治理念中的重要内容。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就难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秦惠民《学校管理法治化的几个问题》)
  所以教师在具体的班级管理时,其实并没有相应的法理可以依据的。所以这种需要也是不言而喻的。
  要加强教师的管理权,首先必须对教师的管理权作出明晰的界定。这就需要对教师日常管理中大量出现的问题进行检索,我想这似乎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期望法律能够在教师管理权上进行界定,是因为法不仅对学校而且对整个社会都具有的普遍约束力。
  教师管理权的界定,并不是针对专门针对学生的,这其实是整个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善的需要。我想,制定教师管理权,是法律对教师具体地位和行为的进一步肯定,从而使其行为具有社会的“合法性”。这项制定的目的是不难理解的,而其意义我想是深远的。既体现了我们以实践基本权利为目的的教育法制的转向,体现了立法面对现实,更注重问题和细节,同时也是立法结构严谨化的表示。
  这项法律的出台,不仅对学生有一定是约束力,而且首先对教师的行为也是一个约束,在更广的意义上讲,对家长和社会也是一个约束。因为现在社会普遍的看法还是基于传统的认识。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似乎就当然地表明了在校的孩子学校要理所当然地负起全部的责任。对像迟到、卫生等可能影响到孩子日后的一系列问题,家长甚至根本就不闻不问,所以学校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记:以法律或者法规的形式保障教师管理权,这是否会为教师体罚学生或者乱收费提供“保护伞”呢?(如何保证教师管理权不失去其本来面目)
  吴:教师管理权的界定,使教师依法享有了管理权,并不表明教师就可以肆意地使用(滥用)管理权。这个权利必须受到制约,从而保证他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他的职权。这方面,法律应该有详细的规定。而且教师管理权的实施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程序的要求,比如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等等。比如说我的班上实行的那个制度,也仅仅限于“迟到”和“卫生”这两个方面,并不适于课堂上的一些行为,如学生的不学习、课堂干扰、上课睡觉、不交作业,等等。这就要求老师在具体的操作时要申请和选择。
  还需要补充的是,教师管理权有了法律依据,对教育对教师的责任意识,对促进学生养成教育的提升来说,其意义都是深远的。因为有太多的校园事件,如学生沉迷于网络、玩世不恭等等行为都在相当程度上给教育管理提出了切切实实的警告。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加强教师的管理权,就是增强全社会的预防性。
  记:您认为将教师管理权写进法律法规,可能成为现实吗?其难度有多大,阻力来自何方?
  吴:我以为仅就教育界来说,实现的可能性很大。对广大教师来说,他们有法可依了,而且他们在具体的工作中更有了依法做事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我想学校和教师是支持和欢迎的。至于阻力,我想来自于社会的可能性更大。目前在立法界和人大、政协的从事于具体的法律人员比例中,教师(含教育行政部门)的人数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社会上很多的误解与传风,在极其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有可能使这项很好的立法不能浮出水面。这是我最为担心的。我想,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在这一块没有清醒的法的意识,教育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的。

      (访谈简要文字请见《中国现代教育报》200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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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0:30: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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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6:39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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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9:07: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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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6:48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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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9:16: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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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6:55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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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11 19:24:4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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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2008-08-17[p-center]该帖子于2008-8-17 21:47:05被 吴礼明 编辑过[/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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