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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农语

新教育理想课堂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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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0 09:56:15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料翔实,让人受益匪浅,向您多多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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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5 14:14:21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农语 于 2009-5-23 17:08:44 发表
干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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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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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23 9:00:16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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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7 10:09:2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干老师关于<新月集>两首做的幻灯片.干老师的设计让人大开眼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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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7 15: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内容丰富,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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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7 15:17:39 | 显示全部楼层

课堂专贴如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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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7 18:08:46 | 显示全部楼层

LS请阅读:thread-417887-1-1.html

然后参照其他人的例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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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4-24 00:56:39 | 显示全部楼层

老王备考资料一:

郭初阳

《老王》的四个关键词

杭州外国语学校郭初阳

涉及文革的课文,人教社初中六册教材中仅有三篇,一篇是杨振宁的《邓稼先》(七下第11课),一篇是牛汉的诗《华南虎》(七下第28课),还有一篇就是杨绛的《老王》(八上第9课)。杨振宁的文章满是歌颂与吹捧,对中国的苦难无丝毫的正视,实不该收录于教材中;牛汉的华南虎以囚禁中屈辱生存的自由之兽,暗喻当局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迫害,有力量,然而受诗歌体裁之限,不能具体而微地呈现文革时代。

杨绛的《老王》是唯一的细致记录文革中人与事的文章,弥足珍贵,值得细读。

恰似江南的香榧,摁住末端凸起的小眼,坚果的壳便一下子打开了;《老王》的穴眼,也在全文的末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在这个句子中,可以找到第一个关键词“不幸”。

不幸者是显而易见的——老王一贫半盲,既老且孤;然而文革伊始,杨绛的专职就是扫女厕,钱锺书被人剃成“十”字头,她则被剃成只有半边头发的“阴阳头”,不得不连夜做假发套。以及后来的挂牌游街,女婿自杀,夫妻下放……杨绛真如她自指的那样,算得上一个“幸运的人”吗?从中可以知道,幸与不幸,乃是来自与他人的比较;然而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事实上并非“幸运者”与“不幸者”的区别,而是“不幸者”与“更不幸者”的区别。

巴尔扎克在《上校沙倍尔》有一个好句子:“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于是可以引出本文的第二个关键词:善良。

老王的善良体现在他的三次“送”的行为:他送的冰比他前任的大一倍,冰价却相等;他送钱锺书去医院,不愿要钱;弥留之际,他还送来香油和鸡蛋,来作朋友的最后的道别。

杨绛及她家人的善良,掩藏在文中的细处:她与老王平等的交往,平日里的记挂;她关心老王的住处;老王送钱锺书去医院那次,她怕老王蹬不动两个乘客而自己挤公共汽车;她女儿钱瑗还给老王送过大瓶的鱼肝油……

《老王》的文字,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作了见证,而且温和内敛,写出同在底层的人与人之间的暖老温贫,感人至深。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本文的最重要的第三个关键词“愧怍”呢?

“愧怍”从何而来?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作为思路的指引:“杨绛和老王,是否把对方当朋友?”

老王视杨绛为朋友,是确定无疑的,他临终的最后探视,是有力的证明;杨绛视老王呢?也是朋友,一如她对待《杂忆与杂写》第二篇所记的可怜的林奶奶。朋友是建立于平等之上的友好对待,杨绛显然做到了,为什么还会愧怍?问题也许在于,情感投入的差别。老王把杨绛当作至亲的朋友,而杨绛只把老王当作普通的朋友而已。所以老王提着香油和鸡蛋的探视,她要用钱酬谢;而明知老王直僵僵得“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她的关心也要等到十多天之后,才去询问偶然碰见的老李。这愧怍之意,大致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对等。

然而这只是第一层,还有一层意思,只有跳出这单篇文章,才能找到答案。《老王》写于1984年3月,四年前她写了《干校六记》,凡六章,分别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三联书店1981年版的书前,有钱锺书作的一篇小引,写道: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这篇作于1980年12月的序言,杨绛定然印象深刻,三四年后,在杂忆与杂写之时,自然地跳将出来,以苦弱者无告的呼号,反衬旗手、鼓手、打手与凶手的罪恶。还是如巴尔扎克所言:“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

所以要归结本文的要义,当落实在第四个关键词上:正义。以笔为证,以证词在历史的裁判中,求得正义。或者反过来让人明白,那是一个怎样的非正义的时代。高文谦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场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已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晚年周恩来》P85,明镜出版社,2004年9月)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受牵累而遭殃者当以亿计,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2万以上。(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下册P846,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年),蹬三轮的老王,只不过是这172万分之一罢了,若没有作者的记录,谁会记得他呢?

《老王》中有两个句子,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最为精当的象征,那是一个让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的动弹不得时代,那是一个“把自己降格为‘货’”的非人的时代。

——掠过这四个关键的语词,方能明白杨绛先生最为深远的用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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