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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权力和“犬儒”能给教科研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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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9 09:42: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请权力和“犬儒”能给教科研让路
     我本不想再说,不仅仅是我为我们县教科研培训举办过多次讲座,把内容写成文字发到我们县教研室建的公共邮箱,告诉一线教师如何预设课题方案,如何选题,如何写立项申报书,如何开展研究,如何撰写结题报告,也曾为此写过《纸上得知终觉浅,绝知此事需躬行》,然而就是没有多少老师愿意沉下去,即使有,也大多是水过地皮湿,真正一生愿意与课题结伴,坚持搞课题研究的老师少之又少。
     问题出在时下乡村学校官气十足。学校一旦染上了官本位文化,不但没有教科研,就连学术的声音也没有。教师在这样的学校里只能被工作,一会儿被指挥着向东,一会儿被指挥着向西,除了浮躁和急功近利,又哪能沉静下来读一点书和做研究?记得大概是2015年吧,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是浙江大学教授写的,质疑教师职评有课题研究成果这一业绩条件,把科研引跑了方向。
     我在县教研室除了分管体、音、美和科学、劳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课、心理健康等学科的教学教研,还分管有县级小课题管理工作。究竟如何引领教师做课题研究,我开始时也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曾记得,当时我想请辞,领导说,我原来在学校引领教师搞过新课程改革,聘请过高校的教授进行技术指导,做过高校的《会学====学会》的子课题研究,而且在教授们的引领下,利用课题研究引领教师走专业化成长之路,效果不错,就用过去我用过了的方法来引领全县教师学习。
     问题是我在学校是校长,说了可以算,当然,那时的我很专制。比如,要求教师们学习,利用点滴时间学习,就规定教师每学期要写多少字的读书笔记和教育教学反思,并利用周六周日集中到学校学习,聆听大学教授的讲座。全乡镇那么多教师,不学习怎么办?我就建立一套评价机制,对来参加学习的老师进行精神刺激和物质奖励。如今我到教研室了,是一般的教研员,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拳脚施展不开,老师没有学习的热情,我也就万般无奈,只有通过写博文,和一线教师进行心灵的沟通了。
     我们河南省这两年职评,虽业绩条件里有教科研成果这一项,因职评条件才出来,这中间有个过渡期。过渡期内,课题研究结项证书只算参考条件。也就是说,有也可,无也行。但今后它是业绩条件三条中必须具备的一条。于是,教师们做教科研的热情似乎一下子高了,大家都在争着做课题研究。做课题研究的人多了,让谁做不让谁做,本应该由申报表填写的内容说了算,可是,中国是权力社会,权力要发话,让你分管课题研究的人关照一下XX,你能说自己不关照吗?
     我关照的办法通常是让课题主持人事先把自己填写好的课题申报表发给我看,看后,告诉对方,能修改的我已经帮他修改了,不能修改的就提出意见,要求课题申报人重写。我只能如此。可权力者不带商量的余地,说谁就是谁。我能理解,因为它牵扯到老师评职称带来的待遇,牵扯到权力者的威信。也正因为如此,老师们各显神通,找到分管课题人的上级,说一定要立XX。为了缓解矛盾,我把课题分学段和分学科教研员来共同管理。然而,有教研员也被收买了,重要的是有的教研员对教科研不懂,竟然赤膊上阵,拿着刀枪,让你立某个人,你就得立某个人。没办法,我只能按年级段学科教研员的意见往上报,相信上面的专家看材料。然而,我前面已经说了,有的老师找了上面的人,就是那样残缺不全的申报书也能立项。
     课题研究本是学术文化,诸多教老师对课题研究究竟是什么,如何申报,如何研究,如何结题一概不知,因为职评条件有教科研成果,也就一窝蜂来争抢了,虽说教科研成果不是课题一项内容,然而,教师们连这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会,其它的成果也就找不到北了。
     不说一线老师,就说我吧,过去也曾对做课题研究有固定的格式文本持反对意见。为什么立项申请报告书、开题报告书、中期评估报告书、结题报告书都要重复同样的文字,这不等于要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裤子吗。再说,乡村中小学一线教师搞课题研究,他们的开题报告,中期评估报告,结题报告有谁去捧场?偏要写出一样的文字,不等于增加教师们的文字工作量吗?时下的教师不能再增加工作量了,而且要从精神上予以解放。不如让老师沉静下来读点书,在结题报告中写出自己围绕这个课题干了哪些活,读了哪些书,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收获。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课题结题材料究竟如何写》,挂在我的博客上,没想到上海教发院黄建初老师(网名田农)看见了,在安徽铜陵“生命化教育”高端研讨会上,把我的文章拿出来,说他找到了同路人。
     我的课题管理工作就是这样在慢慢做的过程中摸索经验。随着我分管课题的时间长了,也就明白要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裤子就如学生穿校服,走出去,人家一眼就认出你是学生。你说自己搞了课题研究,得拿东西出来给别人看,别人认可才算数,所以开题报告、中期评估报告、结题报告就有了固定的格式文本。至于说,你在课题研究中,发现不同的问题,有不同于别人的做法,与着装没有关系。一句话,课题研究需要教师们踏踏实实地做,只有做了的人才知道,不做的人空谈理论是没有用的。
     我们通常说“问题即课题,过程即研究,结果即成果”,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问题,什么样的过程才算过程,什么样的结果才算是成果呢?不说别的,就说课题的命题,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这些话题我过去已经说过了,不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我今天只是想告诉老师们,课题研究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使自我走专业成长之路,是自己的事,权力者不能当拦路虎,更不能用利益诱惑,真正做教科研的老师能自觉抵制这个诱惑。
     《论语》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师连看书的时间就没有,更没有间隙思考的时间,说走专业化成长的路,那不是扯淡吗?时下的乡村教师,似乎都倦怠了,不愿意学习与思考,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总是权力者说了算。权力者说你成长了你就成长了,说你没成长,你成长了也就没成长,因而丧失了教师们做课题研究的热情,更何况教师的专业成长不像是禾苗,过段日子可以看见拔节。
     由于权力通吃,近些年来,诸多教师做课题研究也就比着葫芦画个瓢。结果都是复制粘贴他人的东西。这样的现象随着课题研究进一步深化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再一次站出来呼吁,课题研究要解决教师自己的问题,不要把教科研搞成伪科学。我这样呼吁不是如浙江大学教授那样让中小学教师停止教科研。
     搞好教科研是改变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也是改变我们的生成方式。然而,改变一个理念就很难,改变一种生成方式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必须要改,如果我们当老师的不研究,不会研究,又如何引领学生立人?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课题研究要尊重学术权威,但学术权威不能做“犬儒”,一旦做了“犬儒”,就没有教科研的生态环境。
     学术权威应坚持真理,时刻对学术存在有敬畏之心,也就是说时刻要接受别人的批判与质疑,否则就会引领教师们做“犬儒”。“儒”是学术权威,之所以是“犬儒”,就是因为有相当多的学术权威只知道顺从上级意见或书本上的知识与教条,一点也没有个人的观点与意见。
    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尊重权威不是让大家跪下去磕头,而是人格相互平等。有学术权威找到我,问课题立项,我说“你是权威,你说了算。”只要教师申报材料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复制粘贴别人的东西包装自己,即使是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只要有自己的创新,都应该立项。我们既然是专家(至少在一线教师眼里),就应该看课题的概念界定没有界定课题中的几个关键词,不能像某些老师没有基于目标的课题研究,即使有的老师有目标,但有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不分,不知道研究目标是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内容要具体化。还有的老师交过来的申报材料,研究的目标与研究的内容过多,明显不是老师在短期内能解决了的问题。
    县乡教研员大多当了“犬儒”,基层教育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犬儒”把关太严,成了一潭死水,教学不敢越雷池半步。记得有一次我指导教师作一节到上级参评的优质课,难免不让作课教师对课堂预设改一改。没想到作课老师问:“你说这句话我该怎么讲,你说,我记下来”。预设是死案,学生是活的,怎能把课堂上每一句话都预设到位呢?老师切不可做“犬儒”,如果你已经做了,你教的学生也就难以终身发展了。
我主张学科课题由学科教研员管理,然而,有学科教研员做了“犬儒”,把本不应该立项的课题居然立项了。有一次,我告诉这样的一位同事,他推荐的某教师申报的材料,国内外研究情况这一项,申报人复制粘贴别人的东西,本来有1、2、3、4、5,而这个老师只复制粘贴了3、4、5,没有1、2,而且复制粘贴的3、4、5还在上面,那么1、2呢?如果说这个老师是用别人的观点,也应该改3、4、5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没想到同事说,领导打了招呼。
     教研员一旦做了“犬儒”,就会“唯上、唯书、不唯实。”,没有了批判质疑的思维,也就没有了教科研。爱因斯坦说过:“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是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等方式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犬儒”站在高层,很容易对弱者造成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时下的一线教师虽然没有理论武装自己,说的话不好听,干的活不讲究,甚至有时干的活很粗糙,但他们真要做课题,就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一线教师应该具备有工匠精神,如果老师连工匠精神就没有,也就没有能力做好课题研究了。
近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2016年5月2日,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刊发了韩春雨有关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此技术有望媲美甚至超越当下炙手可热的美国基因编辑技术,属于世界级科学发现。韩春雨也因此让中国学术界为之沸腾,被誉为“诺奖级”的科学家。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韩春雨这位“诺奖级”科学家在中国科研界是个无名小卒,不过是河北科技大学一位连续十年没有发过文章的副教授。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在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这位副教授一共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得30万元。这相当于每年三万元,还不如一个衬衫厂工人的年收入。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名校身份、无名气、无职位的“三无学者”。“三无学者”的身份,却有了世界级的科学发现,一夜之间变成了“诺奖级”的科学家。在令人震惊的同时,使我们不由得不想起去年刚刚获得诺奖的屠呦呦,屠呦呦也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为什么在中国能出“诺奖”的科学家都是这些“三无人员”呢?为什么中国养了那么多“三有人员”,“占有”了那么多的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却唯独“没有”屠呦呦、韩春雨这些“三无人员”的科学发现呢?是占有资源的人都做了“犬儒”。我这样说,可能得罪了很多人,而且这些人是“大家”。但是,我不能不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选外籍院士和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研究员李爱珍,让中国科学界尴尬好多年了。屠呦呦获“诺奖”让中国科学界在尴尬中挥别了2015,2016尚未过半,又杀出了一个“三无人员”韩春雨这匹黑马,我们这些草民不得不追问,为什么在中国科学家中有“诺奖”的总是“三无人员”!?
问题应该追回到上个世纪。从上过世纪九十年代后,利益分配机制对知识分子有操控作用,逼着学术权威做了“犬儒”。徐贲说他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回国,那时的他在国外当教授,而中国的教授那时很穷,他一个人的工资能抵得上大学英语系半个系教师的工资。但是慢慢地也就不一样了,九十年代后经济开放,特别是到了21世纪,那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北京的教授大多是千万富翁,徐贲说他如今与北京教授比,只能算是一个穷人。徐贲老师说,在美国的大学里,工资分配是稳定的,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在美国评教授是达标制,有五个人达标,五个人都升。中国是竞赛制,三个名额,五个人也是三个名额,七个人也是三个名额,如何竞争?用学术来胜出。但是我们的学术要发表文章,政治不正确,思想自由化就不行了。文章发表不了,就拿不到课题。于是,大家都争着去做“犬儒”,没有了成果了。
     中小学一线教师生成状况更差,焉能不做“犬儒”?要想不被“犬儒”,就应该允许做科研的人(教师)到了某个级别,就是那个职称,做一个自由派。这就需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只有文化改变了,教师在对学生教育的启蒙意识里,才可能有一种自我毁灭意图。也就是说,不应该永远做学生的引领者,而应该主张我的命运我做主。
     教师应该是具备有大智慧的人。大智慧的人是一个具有自我毁灭胸怀和决心的人物。他越成功,学生就越快地会不需要他,而在短时间内需要他引导,引导他人自己办好自己的事。教科研就是这样需要教师有自我毁灭胸怀和自由之精神。浙江大学教授撰文说省级课题研究把科研引跑了方向,言外之意是说学术文化应该让权力者和“犬儒”们让路。
学术文化不是官样文化,应有不同的声音,时刻准备着接受别人砸过来的砖头,接受别人的批判质疑与挑战。有了这样的文化,“三无科学家”的屠呦呦、韩春雨,杂稻之父的袁隆平,我国研究员被美国科学院当选科学院院士的李爱珍,以及野鸡大学毕业的莫言,不应该是社会的逆生子。
教科研是教师们自觉成长的幸福之路。如果教科研没有安静的生态环境,就请不要在教师群内搞什么课题研究了。否则,就会滋生伪科学。

发表于 2016-6-19 14:13: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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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9 17:27:59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教科研没有安静的生态环境,就请不要在教师群内搞什么课题研究了。否则,就会滋生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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