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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自我重新构建生物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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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3 10: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妨自我重新构建生物钟
2020年武汉疫情,该开学的时间开不了,不少老师(社会其他人也如此)宅在家中,说自己门不能出,生物钟完全被打乱了,几乎块要被逼疯了,甚至有个别老师干脆呼吁开学,“免得适应不了”。
我想,我们当老师的日常工作,无非就是手捧一本书,引领学生学会把阅读继续下去,或打开一篇文档,告诉学生该如何“摘录”和“练习”,或整理一篇“电子读书笔记”,分享他人的经验与做法……疫情期间隔离在家,家有藏书,手有掌上电脑(手机),只要自己是一个有批判性思考独立的人,怎么能说生物钟被打乱了呢?
我们原持有的生物钟是相互支使。自己被支使了,又去支使他人。突然没有人支使,反而不习惯。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说的是2005年,美国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演讲,开头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两条年轻的鱼遇到一条老鱼。老鱼打招呼道:“早上好,孩子们。这水怎么样?”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终于,其中一条忍不住问另外一条:什么是“水”?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演讲中提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需要早早起床,赶赴办公室应付8-10个小时充满挑战的工作。然后去超市、做饭,放松一会就得早早上床。因为,第二天又得周而复始,再来一遍。人很容易在这样的生活里形成无意识的惯性:无意识地翻手机、给生活加速、陷入琐碎的柴米油盐,忽略身边的人和事而不自知,这就是大家生活在“水”中太长时间,已经不知道什么“水”了。
武汉疫情说生物钟被打乱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水”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该出门不能出门,该走亲访友不能走亲访友,该娱乐不能娱乐……,一下子觉得适应不了。其实,如果我们都有一颗平常的心就能适应。比如百年前的中国,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等人主张教育救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等人主张实业救国;蔡锷、蒋百里、杨杰等人主张军事救国,都在尽他们的智慧干实事。我们和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一样是老师,只不过我们没有他们的思想,也就没有能力与他们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好小人物,给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做父母,给一对老人做孝顺的子女,给你的另一半一个简单而幸福的人生……,诺要如此,就必须学会做一个批判性思考独立的人。
要做一个批判性思考独立的人,就必须学会重新够建我们的生物钟。记得李希贵校长曾经在《重新定义学校》一书的序言里说,“只有在学校治理结构、课程体系和教师队伍建设三大领域里精耕细作并深耕不辍,理想的生态才会得到涵养”。这意思是说这三大领域没有多少校长能统筹兼顾,原因要么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要么是缺乏足够的智慧,要么是缺乏应有的环境,最终跌落到“避重就轻”的陷阱。
我过去做过中心校长,知道好的教育环境应推崇芬兰那样的教育:“‘一个快乐的、全面进步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的学生能够更轻松地习得基础知识’,这一观念并不是教育专家的空想;这样的观念引导着所有人的行为:国家、市政府、学校领导、老师……达成目标的关键词是‘信任’。”
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的的环境是否很难打造,我们至今依然习惯了你讲我听,你说我记的标准答案式教育,倒逼受教育的人缺乏批判性思考,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性格做人。君不见我们时下不少人眼前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眼前利益,就得想办法把别人踩下去,眼睛像鳖瞅蛋一样死死地盯着名垂青史。实际上自己的一生,手没干过自己的活,脑没思考自己的事,嘴没说自己的话,脚也没走自己的路,被奴役了,又再想去奴役他人!
21世纪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整个地球是个小村落,互联网是交通大道,人们赖以生活的“水”、生物钟都应变化而变化,只不过变得更加清澈、透明,更需要有创造力,至少应学会走出自己原有的“舒适区”。
要走出“舒适区”,就意味着自己时刻有遭遇失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办的教育,还不能突破恐惧失败的心理,总是以浮华的幻影激励人们争抢名利,就很难教育人们拥抱21世纪,也不可能突破自己和有大的改变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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