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新教育实验第十一届年研讨会（2011年东胜）主报 ...

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朱永新

一、迷失了精神的中国人

在新教育实验第11届研讨会的“东胜新教育叙事”中，东胜四小的孩子们在诵出“当文化的晚潮开始催眠，诗歌以新的变音唱出，像一只夜航的鹰”之后，引用闻一多先生的诗句向全场教师追问：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闻一多《祈祷》

曾经，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几代人为了摆脱这顶帽子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今天我们开始强大与富裕，但是，我们可曾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由衷地自豪？我们可曾真实地感受到今天这民族的伟大？

去年7月，新教育人齐聚石家庄桥西区，讨论“文化，为校园立魂”的问题，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只有文化，才能够让学校拥有灵魂。

在今天，我们再来思考“文化，为校园立魂”这个问题，则又有了新的问题产生：我们用来为校园立魂的文化，该是怎样的文化？

纵观时下学校，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传统文化的缺失已将儿童带入了一个他们倍感陌生、抽象、片面和异己的地带。传统文化的失落带来的是精神世界的浮躁、迷误、幽暗甚至荒芜，教出来的孩子可能是一些有知识没灵魂、有技艺没根柢、有智力没情怀的“怪物”。

学校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全社会传统文化的缺失是有密切关系的。从国际的视野来看，我国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但不是文化强国。从量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韩国占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加起来才占4%。从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文化对内的凝聚力不够强，对外的影响力不够强，各种文化相互对比中竞争力不够强。（蒋建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2日）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和经济“走出去”反差太大了，如果说经济还保持着“顺差”的话，文化的现状毫无疑问只能用“逆差”来描述。世界上“中国制造”已是非常流行，从衬衫到鞋子，从玩具到工艺品，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有没有随之“走出去”？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严重“入超”。以图书为例，2007年我国图书期刊进口2亿美元，但是我国的出口只有3700万美元；2008年我国引进了图书版权15776种，而同期的输送图书版权只有2440种。2009年，我国的版权进出口比为3.4∶1，演艺产品的进出口收入比约为10∶1。文化领域的贸易逆差和经济领域的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2009年，一个小小的韩国，网络游戏出口额是中国的10倍，电影的出口额是中国的7倍，新闻出版、电子音像、艺术品产业的对外输出也走在中国前面。

过去的传统已经丢失，新的文化立于何处？无所着力与眼花缭乱并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探索与重建精神家园的路径。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也是在去年的年会上，我们新教育同仁决定，把文化的视野从校园拓展出去，把今年年会的主题定为“新教育与中国文化”。我们的基本信念是，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不应该让中国文化在新教育的校园里消失，我们希望能够在新教育的教室里重新看到书写美丽的方正汉字，重新听见优美的唐诗宋词，希望通过我们的能力，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家园。

文化虽然有多个层面，但是我们知道，文化的各层面是一个由浅而深、由表及里的关系，譬如当我们说希腊文明、希伯来文化或者俄罗斯文化、法国文化，我们固然有时也会指这个文化中从物品器具到节日等外在事物的风格，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文化或文明的根本精神可以如何表达？

譬如人们会用谦卑、虔诚、敬畏、友爱来描述真正的基督徒，把它视为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样，人们会用隐忍、凄美、精致、认真、民族性极强来描述日本人，把它视为日本民族甚至日本这个国家的根本精神。

同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既可以用贬损的词语来描述，又可以用褒扬的词语来描述。譬如我们可以把敬畏改称为对神的无知的恐惧，把隐忍改称为对自己和他人的双重残忍，等等。但当我们在描述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时，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应该寻找让这个社群得以维系、得以显现的那个积极的作用力，而不是它在黯淡或者趋向消亡时的那些表现。与此相反，在作文化批判时，往往会着眼于它在黯淡或者趋向消亡时的那些表现，有时甚至会无视它曾有过源源不断地创造的时刻。

据此，我们就不应该只把盲目地服从、无知与自大等中华民族在上上世纪和西方文明相冲撞时所暴露出来的某些表现，当成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不否定这些事实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这个民族最根本的自我主张，以及这种自我主张所得以实现的程度。

如果仅从我们民族先知们（即民族文化的奠基人）的自我主张来看，那么我们无疑要把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理解为：生生不息，仁义礼智信，道法自然，推己及人，重家重国重土与天下观念的并行不悖，等……

但是从一个民族实际显现的文化面貌来说，我们可以说重孝悌、重等级、讲和谐、讲礼制、讲情面等，都是比上述民族先知们的倡导更为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么我们讲中国文化，究竟指的是哪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从中梳理、抉择，我们又该如何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去掉那些文化的死皮而保留文化的真精神呢？

这事实上就牵涉到一个文化精神的真理问题了。

二、显现与遮蔽：文化中的真理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或一个理论的真理性总是与具体的场景相结合，脱离这一语境，抽象地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奢望。文化作为一种社群的生存模式，它的真理性同样与具体的历史场景、时代问题相关联。我们很容易分辨一个社群及其文化，它是处于一种真理状态，或者非真理状态。我们可以把前者描述为扎根的状态、欣欣向荣的状态、安适愉快的状态、创造不断的状态，而把与这些现象相反的表现，诸如混乱、没有创造力、自我否定与毁灭等，理解为非真理的状态。

但这样是不是说，一种文化处于真理状态或非真理状态，取决于环境，而并不是它本身？就像企鹅在海中成为适然者，而在陆地成为臃肿的笨家伙一样？

显然并非如此，因为人类文化是一种应对困难的灵活机制。对人类来说，重要的不是环境有了什么变化，而是文化作为一种应对机制，有没有在更新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复活”，通过自我创造，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环境，在新的环境中“适然”、“欣然”、“泰然”、“自然”。

也就是说，对文化来说，变异的、变化的环境恰恰是有利的因素，它会促进文化精神的自我更新、自我成长，它会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某些因素，把它扩展为一种新的程序、新的语言，从而完成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文化精神，总是和困境并生的。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美丽的周朝礼制面临崩溃，才有了儒家文明创始人孔子以个人道德进业为根本的仁学的兴起；正是战国时期的动乱，才有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正是汉末佛学成为形式主义的遮蔽同时又遭遇魏晋时期的战乱，才有了魏晋玄学的兴盛；正因为面对外来佛教的影响力，才有了儒家传人的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兴起，并达到几乎和文化创造人相等的同度……

文化的真理，总是由少数文化先知在自己的处境中，创造性地实现与更新的。孔子名为继承周公旦，但他实际成为一个远远超越周礼的仁学的创始人。孟子名为继承与宣扬孔子之学，但他的恻隐之心、对正义的重视，使得他阐发了孔子所没有完整阐发过的某些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庄子、《道德经》、朱熹和王阳明，以及李白和杜甫、范仲淹或苏轼，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是“真理性”的存在，而我们则藉他们所创造的语言而生存。

孔子对周公旦的诠释、孟子对孔子的诠释，都是一种忠诚的“误读”，表面上的语言有所改变，但其创造性实质却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就是文化的真理性一次次得以实现的原理：它总是需要在新的环境中对真理以及万物进行重新命名。而相反，如果忠实地记诵格言，死搬语言，不理解文化模式如何在过去的时代里实现真理性，这样文化也就成了无法应对新环境的死物，以一种非真理的状态而存在了。

在孔乙己等人身上，文化就是以一种非真理的状态而存在着，虽然他的服饰是中国文化的，虽然他的书法在今天堪称为名家的，虽然他能够把全部四书五经背诵出来，但是，他压根没有领会文化的根本精神，无法在更新了的困境中，让文化成为一种创造的源动力，创造出新的自我，亦即新的生命，以真理的状态而显现。

所以，同样是书法家，同样是能够写诗填词的人，同样读诵了四书五经和大量中国古典经典，作为中国文化批判者的鲁迅，倒恰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的继承人，因为他把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把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把那种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用一种新的批判的方式，活了出来，并创造了这个民族在新时期的新语言。

为了理解我们所继承的，与我们实则是同一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作一简略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