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我是一个行动的田野教育者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并在日本上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访学，主修教育、心理学，博士后。曾任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被称为市长中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

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十六卷）、《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一次梦想的远征》、《回到教育原点》、《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新教育》等。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并主持《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新世纪教育文库》《新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

朱永新以其开创与推动的新教育实验，14年来在教育领域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2010年被评为“人民网十大人气微博”，“腾讯微博教育意见领袖”，2009年被评为“中国教育60年60人”“回响中国——2009年度教育风云人物”，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7年被评为第七届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2006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5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2003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

做贴近教师的田野教育者

上海教育：如今的中国教育已然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您最近也在与民进的一些代表委员一起推动设立《学校法》。从当初您作为副市长主管教育，同时又在苏州以外推动新教育。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在体制外推动教育的？

朱永新：你看我每天早晨发很多教育的微博，包括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教育活动，当然占用了我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这些都是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在苏州市担任副市长时有一句话：“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为苏州市人民打工，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为新教育打工。”从14年前开始，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不用政府的资源和党派的资源来做新教育和民间教改。

我之所以会这样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切割，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基于程序，我不想因为做事情的本身引起不必要的闲话。比如会有人说你朱永新是在用政府的权力、用政府的资源在干自己私人的事情。所以，当初新教育中的实验区建立时，我刻意回避了自己管辖的区域，避免与行政力量发生联系。事实上，新教育实验学校最后做得最好的也不一定是在苏州。后来到了民主党派工作，我也保持了这样一个习惯。

第二个考虑基于实质。我感觉，目前教育领域内如果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变革，除了需要自上而下的引领，同时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是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会导致基层的教育工作者用形式主义对付上层的官僚主义。很多改革之所以没有深入没有坚持，很大程度源于这些教育改革并没有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如果没有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我们的教育变革都是走不远的。新教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坚持民间的教育立场，能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认同与理解。

上海教育：现在无论教育圈内与圈外教的人，看到每天涌现出的这么多教育问题，常常感觉无从下手，经常发出比较激烈的批评，作为一个5天的教育官员加2天的教育学者，您是一种什么态度？

朱永新：我们深深知道，中国教育虽然有许多弊端，但仅仅靠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持久的改变，才能重构真正的中国好教育。

我觉得，现在教育中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像大家关心的就近入学，从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观设想来说是好的，希望能够保障教育公平。但是，教育选择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和潮流，选择好教育是公民的权利，现在就近入学的规定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公民选择的权利？所以，就近入学需要一个前提，学校之间需要基本上发展平衡。学校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就近入学也很难真正保证公平。你只是保障了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且，有钱有权的家庭是限制不了的，他们可以通过买房等方式就近入学。限制的可能基本上是普通老百姓。

新教育人经常说一句话：“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在大家都在批评教育的氛围中，我觉得相比很多激烈地批评，怎么去做更重要。只要你走进教育，就会发现：新教育人的任何一点努力，都会让教育发生很大的变革。事实上，我在教育一线看到了很多鲜活的经验，有很多改革成功的典范。作为教师也好校长也好，用心去做是能够发生改变而且能够变得卓越的，只不过我们现在从面上在整体上这些良性的教育元素被淹没了，所以导致大家都没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教育远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糟，还是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做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变革，产生了许多好学生好老师的个案。这些优秀的案例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教育的变革是有空间的，而任何改革和实验的最大智慧就是从自己空间里去寻找突破求得发展。

当然，教育圈内和教育圈外都有一些问题。教育圈内，如果说教育缺乏专业性的指导，还不如说更缺乏教育人用平白的话和简单的道理推动教育。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一个大问题是相当多的教育研究者离一线教师太远，离田野教育太远。这个当然和我们目前教育中的一套评估机制相关，但也和我们教育研究者自觉的田野意识不足有关。很多研究者到了学校，说的语言教师听不懂，他们关注的问题一线教师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很难融入学校，到了学校他们也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这样也导致他们没有到学校的积极性。他们还是习惯满足于在高校里写论文，出著作，评职称，得奖，形成一个个内循环。他们没有真正把教育中的知识理论与研究用到田野中去，用到教室中去，真正去改变教师与改变生活。

理论总是指出生活的内部有着怎样的某种规律，但却无法指明生活本身。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教育实验既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但更强调教育即生活；反思的教育生活即教育实验本身。回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创造，这是我们力图汲取一切理论，最终超越于任何单个理论的最重要原则。就像新教育中的课程研发是一种活生生的教育生活，但从来也没有忽视理论的作用。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对人类优秀教育理论遗产的整体性认知和透彻性把握，新教育是走不远的。从理论构建上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形成新教育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核心价值到我们的课程，我们一直为把新教育理论成长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教育学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