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磊值日格言：青年志高，永不言败。

 

      整理完考场，教室里还有十来名同学。我说，在这种时候，一般的人都趁机大玩大疯了，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一如既往地读书、学习，而这极少数的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不一般的人。郭浩说，我晚上在家学习。张文祥在读贴吧里的文章《柳比歇夫和他的时间统计法》，文章有点长，8页，他读了二十来分钟，一句一句地，认真读完了。

晚自习到班里查人数，看到同学们各玩各的，看书的同学也心不在焉，尤其是看到平素很有理想、有志气，学习很用功、很努力的同学，也加入了玩手机、闲谈的大军，不禁深深叹息，人要成才，真是太难了，外在的、内心的无数的不利因素诱导着人浪费时间、走向平庸。想起好像是尼采还是谁的一句话，说，要想向上，就得和向下堕落的力量斗争。于是忍不住又给同学们谈我的感慨，并寄语同学们：众人皆闹我独静，众人皆玩我独学。能做到这两句话，将来必成大器。做到做不到？试试才知道。

查男寝，416室位冰涛、周高杰、陈耀华、王锐锋正在打牌，令我很意外，也再次感慨。我良苦用心，苦口婆心再三劝说，希望他们能唤醒自己心中向上的自我，走上成才之路，可惜……顺利说，人都会犯错误的，重要的是，同样错误不能犯第二次。我说，人都这样想，关键是做到的有多少呢？他说，尽量去做到呗！希望他们听到了我和顺利的对话——

 

      早饭后匆忙进班，与几个同学在教室外聊了几句，王金磊上讲台了，赶紧打住，听演讲。金磊就以《青年志高，永不言败》为题做演讲，他引用俞敏宏的话说：人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打击中走向成功的。你成功了一百次，失败一次就一蹶不振了，那你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你失败了一百次，只要在一百零一次站起来，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今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就要整理学业水平测试考场了，同学们都很浮躁，我就接上金磊的话头，围绕失败了站起来进行演讲。

07年广西文科高考状元林丽渊在《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这篇文章（同学们都读过）里说：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在奔向高考的路上，我们随时都会跌倒，我们也许不是那个跑在第一的人，但我们可以做那个在跌倒后第一个爬起来的人……

近来，一个老人令我无比敬佩。这个人叫褚时健。著名企业家万科集团原董事长王石、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联想集团董事长柳承志这些中国企业界的掌门人们都对这个人崇敬有加，自叹不如。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不凡之处？

他曾经是位英雄，在担任一家小烟厂的厂长后，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用18年光阴的拼搏，使这家小厂成长为赫赫有名大型集团，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1995年，他被指控贪污受贿。1997年，他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1999年，他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他也罹患严重的糖尿病。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垮掉，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按照我们的设想，他在老家能颐养天年，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了。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这时，他已经有74岁了，身体不好，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刚经历过泥石流的洗礼，一片狼藉，当地的村民都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诸多困难并没有阻住他的“疯狂”行为，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脱下西装，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10年过去了，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2400亩“雷响地”，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王石再亲自拜访过他之后，感慨地说：“我非常受启发。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 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

给学生讲完，褚时健这三个字也更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回到家，再次上网搜有关他的文章，读到一篇中国新闻周刊网的文章，写得颇有味道，给它换个题目，附录在此，以为记念。

老骥伏枥褚时健

少年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却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60多岁时，他坐拥年创利税近200亿的红塔帝国，说话如“圣旨”，被尊称“老爷子”，后却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但却始终摆脱不了曾经“烟草帝王”的阴影。这个曾被报告文学形容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淡然外表下的内心，似乎没有一个人能触碰到。

烟草帝王   带小甜味的烟叶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自此，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自此，“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阶下囚  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但是，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还是“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但是，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25万元，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77万元，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174万美元）的一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体人士甚至用近乎诗一般地语言对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民间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颇值玩味。据财经作家苏小和表述，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橙王 84岁再成亿万富翁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而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但10年后，2400亩“雷响地”，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但在舆论界，关于冰糖橙事业的资金来源及经营，很少有人关注。人们更热衷的是，褚时健为什么选择种橙？对当年的判刑，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关于种橙的理由，媒体报道的有这样几种：一是，身体原因，“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二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这一段“最悲情”的人生当然也是很多媒体特别愿意浓墨重彩地一部分，于是有机会接近褚老的记者们也是不遗余力地探究着老人家隐秘而又苍凉的内心世界，包括言语与细节。

言语中，流露的是淡然。褚说，“今天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但有些事情要实事求是。有时候我们省委书记、省长碰到我，说北京的一些人也经常来问老褚身体怎么样？我就说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很好，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我也觉得很宽慰了，我所做的事情他们更理解一些。”

细节中，有隐约的愤懑。南方人物周刊曾在文中提到这样一个情景，褚时健回述起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时，竟突然失控地发笑，妻子马静芬为遏制他的笑，甚至将褚的胳膊掐出血来。后来，褚在回应笑的原因说：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在橙园的管理中，褚时建习惯控制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做烟厂一样。如今，年纪大了，褚必定要做的是每个月月底27～30日，在果园签字发工资，而曾经当“烟王”时，最具权威性的事也是批条子。

如果时间再过久一点，褚老也许只能在橙园里坐一坐，望一望。晨光晴好，云雾散尽，密密匝匝地如绿墨般地橙叶，簇拥着白色的橙花，还有一个驼背、瘦削、安静地老头。就如米沃什的诗《礼物》所述：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记者：吴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