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错误的语文考试

语文教学的错误之五，是由错误的语文观、语文素养观和语文课程目标催生出超越学生认知能力、违背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质的语文考试的内容和题型。
　
　　
（一）

如前面的文章所述，语文课程必须也只能培养学生熟练理解和运用祖国的常用语词文字的通用狭义语文素养。通用狭义语文素养的特点是具有模糊性和差异性。中小学生对常用语词文字的理解和运用，除常用字字形的识写以外，无法在数量范围和熟练程度上作出精确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那么在语文考试中，就必须以弹性测试为主，而把精确测试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
具体地说，科学而公平的精确测试题主要有两种。
（1）提供语境的常用汉字书写填空题（类似1978年高考语文试卷第二大题）。这种试题适用于三年级到九年级的常规考试和中考，命题范围必须限定在学生已学过的集中识字教材和诵读教材里出现的常用汉字中。
（2）默写题。这种试题适用于三年级到九年级的常规考试和中考，命题范围必须限定在学生考前半个或一个学期学过背诵教材中。
科学而公平的弹性测试题也主要有两种。
（1）浅易文言语段翻译题。这种试题适用于七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常规考试、中考和高考。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并不是各行各业通用的狭义语文素养，而是一种专用的广义语文素养，所以对它的培养不是语文课程必须和能够完成的教学目标。但考浅易文言语段翻译并不一定是考学生对浅易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考查和测试学生熟练掌握常用语词文字的通用狭义语文素养的一种很经济的方法。这种条件就是：命题时对所用文言语段中非常用语词和学生尚未学过的常用语词全部给出注释。
（2）写读题。就是提供足够的选文选段（间接生活）以为写作素材，让学生围绕写作要求对其进行或仿写、或择要、或重组、或扩充、或改编、或评述等等的写作。这种试题适用于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常规考试、中考和高考。如1979年的高考语文作文试题，把《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就非常不错。
这种试题既能考查理解常用狭义语文的能力，又能考查运用常用狭义语文的能力，是一种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语文试题。做这种试题的阅读不是那种由命题人限定统一答案、限制思维自由、扭曲思维方向的阅读，而是没有统一答案而有相当自由度的阅读，是最接近和类似生活与普通工作实际阅读的阅读。考生凭借阅读足够的选文选段的感受和体验写作，可以彻底摈弃担心要做无米之炊而容易遭遇离题、偏题不幸的忧虑和紧张，一心在施展表达能力上下工夫。这种写作也是最接近和类似生活与工作实际写作的写作，是能够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勇于创造的精神和能力的写作。远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的写作，近的如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和余秋雨先生的很多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写读。
不仅如此，而且这种写读题还能有效地防止“宿构”，因为这种写读不需要“宿构”。 “宿构”是用来对付那种不给考生提供写作素材的所谓命题作文（俗称“赤膊题”作文）的，它源于希望避免要做无米之炊而容易遭遇离题、偏题不幸的侥幸心理。写读题考的是考生“做炊”的能力，而不是“找米”的能力。“找米”的能力是“诗外功夫”，是生活和其他课程必须和能够培养而语文课程难以培养的，而“做炊”的能力则是“诗内功夫”，是语文课程必须和能够培养而其他课程难以培养的。
不仅如此，而且这种写读题比命题作文有更强的区分度，能够区分出不同考生的通用狭义语文素养的高下优劣，即有利于选拔。因为通用狭义语文素养不同的考生用相同的写作素材会写出优劣不同的文章来，就像烹饪技能不同的厨师用相同的原料会做出口味质量不同的菜肴来一样。
衡量语文试题是否科学、公平，是否有利于甄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命题的目标范围同学生必须具备和能够具备的语文素养的范围是否对称。上面所说的语文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与学生必须具备和能够具备的语文素养范围是一致的，因而是科学、公平，有利于甄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
考试是对课程目标的抽样检测，练习是追求课程目标的训练行为；有什么样的课程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考试范围和内容，同时就会有什么样的练习范围和内容。语文课程如果把教学目标定位在培养学生通用狭义语文素养上，那么在语文课程中教什么、怎么教和考什么、怎么考就会志同道合，语文教师和语文考试命题者相互埋怨与指责的历史就会终结。

（二）

由于《语文课程标准》秉持的语文是广义狭义不分的语文，秉持的语文素养是对所有广义语文和狭义语文都能熟练听说读写的万能语文素养，制定的语文课程目标是不着边际的万能目标，因此，语文考试几乎每道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都超越了学生的认知能力，违背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质；语文试题大多成了编辑、作家和教授都做不来的难题。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识记常用字的常用读音，只能培养会讲合格普通话即八分标准的普通话的公民。可是要对付语文考试中的字音题却必须具备播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才能成熟的字音识记能力，它的字音测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涵盖了常用字甚至通用字的所有读音，包括连编辑、作家和教授都不能全部读准的诸如平声还是轻声、第二声还是第三声、平舌音还是卷舌音、前鼻音还是后鼻音等等只有细微差别的所有读音。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中正确地识字写字和不写错别字。可是语文考试测试的却是在阅读和写作之外“会识别字”的能力。它采用辨识有无别字的选择题，命题的目标范围涵盖了编辑、作家和教授都难于完全掌握的对所有音近字词和形近字词的字义词义的辨析。因为要判断一个词语里有无别字，主要不是依赖于对这个词语形体的认知，而是依赖于对这个词语同与之音近、或形近的另一个词语的含义的辨析。例如，要判断“风糜”、“兵慌马乱”、“委屈求全”等词语有无别字，不只是要知道并能记住“糜”与“靡”、“慌”与“荒”、“委屈”与“委曲”的不同形体，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并能记住它们的不同含义。
语文课程只能教育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常用词语，或者说，语文课程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的词语，只能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目标。可是语文考试命题的目标范围却是编辑、作家和教授都不能完全掌握的所有常用实词、虚词和熟语（成语、惯用语和歇后语）。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写出通顺、连贯、得体的句子，尽可能不写病句。可是语文考试的病句识别和修改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却是编辑、作家和教授都未必能完全识别正误和正确修改的无限的句子。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在写作中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可是语文考试的标点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却是编辑、作家和教授都未必能完全能识别其中的标点使用正确与否的无限的句子和语段。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读懂现代文的表层意义和部分深层意义。可是语文考试的现代文阅读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却是正确理解所有现代文的所有意义，而且是用命题人那种分析方法和水准来理解的连作者都可能想不到的意义。
语文课程根本就不存在要求学生掌握什么科技信息的教学目标。可是语文考试却要用科技说明文来测试什么筛选科技信息的能力。结果其测试只能成为对所用的科技说明文和所命的选择题进行繁难蹩脚而无聊的校对过程。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读懂文言文中有生命力的常用语词文字和句式。可是语文考试的文言文阅读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却是所有文言文中几乎所有的语词文字和句式。
语文课程只能教会学生能把心中要说写的话语文章准确、鲜明、生动，简明、连贯、得体地说写出来。可是语文考试的写作试题却还要测试学生能在心中产生任何文章的能力，就像烹饪技能测试还要测试厨师生产任何菜肴原料的能力一样匪夷所思。
在这样的考试目标即教学目标下进行语文学习，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黑砖窑中的童工劳动。

（三）

然而，有人却强词夺理地为这种不科学的语文考试辩护，说什么著名作家、编辑和教授答不出语文高考题甚至小学语文试题，是“所操之术多异”。
顾名思义，基础教育是为各行各业打基础的教育，语文课程必须和能够为学生培养的也只能是各行各业通用的最为基础性的能力。难道语文课程要传授和培养的是著名作家、编辑和教授难于企及的用于他们所在行业之外的特殊知识和能力吗？如果语文课程要传授和培养的是谁也无法完全掌握和具备的特殊知识和能力，那么这样的语文课程就必须赶快从基础教育中取消；否则，就是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不幸！
还有一种貌似正确的歪论为现行不科学的语文考试辩护，说什么现行语文考试是语文教育有史以来最公平的。
如上所述，衡量语文试题是否科学、公平，是否有利于甄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命题的目标范围与学生必须具备和能够具备的语文素养的范围是否对称。
“文革”前虽然只考一篇作文，但作文考的是不给考生提供写作素材的命题作文，而且作文试题命题的目标范围是没有限制的。这就意味着考生什么内容的文章都要会写，什么文题的写作素材都要有丰厚的积累。然而这实在是绝大多数考生力所难及的。因为作为语文能力合格甚至优秀的而不是具有写作天才的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生，是不可能什么内容的文章都会写的，他们的生活体验、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不可能成为写作任何文题都足资取用的万能素材库。
由于考试只能以抽样的方式对教学目标进行检测，因而实际考试的作文题对写作素材和写作内容的许可范围又是很有限的：它只能使用某些方面的写作素材写成某种内容的文章。因此这种作文考试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的情形：一部分考生由于其平素积累进入或接近作文考题可写的范围，考起来就比较顺手，就能正常考出他们的表达能力；而另一部分考生由于其平素积累远离作文考题可写的范围，考起来就非常棘手，就难以正常考出他们的表达能力，即所谓写跑了题或写偏了题。显而易见，这样的作文考试在后一部分考生中就失去了甄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功能，对后一部分考生是极不公平的。
不难看出，“文革”前的语文考试只考一篇作文之所以并不科学和公平，是因为在幻想教会学生能听说读写所有广义语文这个不切实际的教学目标的支配下，存在着两种信息不对称：首先是命题所依据的对写作能力检测的目标范围的无限性与考生必须具备和能够具备的写作能力的有限性不对称，其次是由此而来的实际考题对写作素材和写作内容的许可范围同许多考生积累的写作素材和可写内容的适用范围不对称。这就必然要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因此，衡量语文试题是否科学、公平，是否有利于甄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命题所依据的对能力检测的目标范围同考生必须具备和能够具备的能力范围是否一致。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革”后至今的语文试题就会发现，同“文革”前的语文考试只考一篇作文相比，它的科学性、公平性和甄别人才与选拔人才的有效性，不是提高了进步了，而是大大地降低了退步了，因为它把上面所说的两种信息的不对称延伸和扩展到了作文之外的漫天撒网、什么都考的领域。从所谓语言知识的识记和运用到现代文、文言文的阅读理解，从文学作品鉴赏到科技文章的所谓信息筛选，从汉字音、形、义的识记到文章写作方法、技巧的分析，其命题依据的对能力检测的目标范围大多远远超越了考生必须具备和能够具备的能力范围。而具有抽样性质的考题，其许可的答题能力又往往只同部分考生的实际语文能力相对称，那么另一部分实际语文能力与考题许可的答题能力不对称的考生，即使有更强的语文能力，也得不到考试的承认。
例如，甲考生掌握了常用语词中的第1——10000这一词数段中的语词，而乙考生掌握了常用语词中的第10001——25000这一词数段中的语词，而高考语词测试题考的却是处于1——10000这一词数段中的语词，那么考试的结果便是低能的甲考生得高分，而高能的乙考生反而得低分。其他试题也基本上如此。许多著名作家、编辑和教授答不出语文高考题甚至小学语文试题，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此。
由此可见，语文试题的不科学、不公平和不利于甄别人才与选拔人才的缺陷和弊病，并不是存在于对考试结果的评价之中，而是存在于由不科学的课程目标决定的试题命制思想和考试的过程之中。因此，用选择题有利于控制平分误差来说明现行漫天撒网、什么都考的语文试题是语文教育有史以来最利于公平选拔的试题，就完全是张冠李戴。因为试题的公平与否同评分是否公平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试题不公平，评分再怎么公平，也不过是把不公平的试题考后的结果没有误差地变成不同的分数而已。